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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档案学的得与失 |
| 【发表时间：2011/10/16 19:23:32】 【字号：大 中 小】 【颜色:红 绿 蓝 黑】 【背景:红 绿 蓝 黄】 【浏览次数：】 |
2011年8月18日，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办的档案学高层论坛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档案学的得与失”的发言。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一是不负东道主的邀请，不能人家把你大老远的“请”来了，你却在这里玩一个“沉默是金”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二是作为一名档案学术期刊编辑，面对近年来的潮起潮落，确实有话可以说。而从发言的效果上看，的确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信息的接收者和发布者都对会议的主题准备欠充分、会议举办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与会人员吸引过大等等，以至于会后不久无论是发言人还是其他与会人员都对会议的主题印象模糊，甚至不记得谁在哪里说了什么。虽然这种情况已经是当下大多数会议的一种常态，但对我这样一个会议管理方式的爱好者来说多少一些遗憾。所以，特就此文，聊补过往之憾。 一 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中国档案学（以下简称档案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但也可以随着研究者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述。这就有些像“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等现象一样，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因此身处其中的档案学研究应该不能成为例外。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角度，档案学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所呈现出的变化之一在于研究领域或者是所谓的“外延”有所拓展。比如，拜新技术发展所赐，一些新的档案载体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成为主流。目前学界热议的电子文件研究就可以归入这个领域。据冯惠玲、周毅发表于《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5期的题为《关于“十一五”档案学科发展的调查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若干设想》的文章介绍，“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与体制、电子文件管理流程与方法的研究产生了系统化和有深度的成果，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核心团队已经形成。‘十五’期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主要着眼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在电子文件管理流程、机制、体制、标准和管理战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冯惠玲等的《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中国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与对策》，刘越男的《建立新秩序：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研究》，金波的《电子文件管理学》，丁海斌等的《电子文件管理基础》，章燕华的《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的保障体系研究》（博士论文）等。” 此外，随着“专门档案”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过去档案学很少触及的档案品种也逐步进入到学科的研究领域。仅以《档案学通讯》近一年中登载的文章为例，就有孙军的博士文摘《基于公示视角的商事档案查询制度研究》，罗军的《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的管理》，尚珊、岳欣《我国医疗档案管理研究综述》、刘旭光的《孟府档案管理研究》等等。读者如果有时间、精力和兴趣，一定还会找出若干类似“XX领域”加“档案管理”的成功范例——也许若干年后有新技术爱好者会为此发明一种软件，只要研究者输入“XX领域”，机器就是为人们“输出”一门新的学问。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带有戏谑成分的玩笑，殊不知“想象也是一种生产力”，许多若干年前的“科学幻想”现在都变成了现实。大家更千万不要认为这种提法具有贬损的成分——因为至少在我看来，“中国档案学对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们接受由中国档案学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而学界对档案品种及其管理方法的演绎，在客观上无疑是在将档案学发扬光大并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当然，尽早地警惕泛档案化的倾向，也是学界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除了领域和品种发展、壮大之外，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在作用于档案学，或者可以说这种外在压力对档案学的贡献更大一些。我将这些外在的压（驱动）力分为学界之外和国门之外两个方面。 外在驱动力的第一个方面是“学界之外”。以往学者写论文属于有感而发，所以常常十年磨一剑、板凳可坐十年冷。当然，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这里的十年应该属于泛指或者约称，没有数据支持所有的大牌、小牌和无牌学者们过去都是十年才发表一篇文章。只是在于说明过去的学者发表文章可能与时间关系不大，或者相当长的时间也不一定发表一篇文章而已。可是，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至少体制内的“学者”如果哪位胆敢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发表出规定数量的文章的话，我看他（她）不是脑子有病就是不想在“道上混了”。正是这种被人们广为诟病的考核方法，客观上却促进了档案学科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7年，我国高校教学单位共有2798篇文章在档案学核心期刊发表，平均每年每所高校发文量为9.65篇。总体上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2000年比前一年增加91篇，增长幅度达到47.4%，虽然在1999、2002和2004年有所回落，但总的来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可以预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下去。”其实，不仅仅档案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大幅度提高，就连一些过去以“业务指导”为办刊宗旨的期刊也加大了“学术文章”的篇幅。就是在这次山东大学的档案学高层论坛上，到会的学者还在向国家档案局机关刊物的负责人建议加大刊发学术文章的力度，并且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对于这些大幅度增加和将要增加的学术文章，判定其学术含量是一个比较复杂系统工程，有些甚至需要经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仅就其客观结果，却促成了档案学“成果”的大幅度增加。就像现实中国其他领域的做法一样，大家先把地盘做大，把数量提升上去，然后再慢慢提高水平和质量。 在这些“大幅度提高”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项目成果。“从2006年至今，档案学科在国家和省部级科研立项中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9项，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项。”此外，“2004—2010年国家档案局共立项274项。”尽管郑也夫先生曾经将项目成果描述为“卖给客户——政府或商家的、工具性的”东西，但是项目承担者毕竟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规定内容的文本。当这些文本按照客户或者项目承担者自己的需要转换为学术文章之后，则在客观上推升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同理，由于对这些项目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判定“需要经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系统工程”，所以简单地其肯定或者否定都是不太理性的。而不论将来这些项目性成果被肯定与否，仅就现实而言还是壮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群体。当然，如果这些项目的终极目标就是发表文章，那么这些成果的出现则是历史与现在、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高度统一。
此外，可能是受国外学术规范的影响，国内档案学文章的格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讲究“文献综述”、“引文注释”，甚至出现了一些以“文献综述”为体例和“目的”的文章。读者不难从《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的版面上发现这些变化。尽管学界对于这些的变化的价值还在进一步发掘之中，但是这种变化至少有利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发扬光大。这种源自情报学的方法论，正在为更多的文章和产生“更多的文章”发挥着巨大作用。仅以《档案学通讯》近一年来的文章为例，就有《近十年来档案用户需求研究综述》、《2005～2010年我国档案服务社会化研究综述》、《数字档案馆与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比较分析?——2000-2009年我国所发表相关论文的计量研究》、《近十年文件管理研究国际发展动态》、《<档案学通讯>2001至2010年刊出论文作者情况分析》、《从作者分析看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状况——基于2001-2010年<档案学通讯>论文的统计分析》、《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的研究特点及趋势分析——以2004-2010年立项项目为例》、《2010年中国档案学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分析》、《1930-2009年英美档案学施引文献研究——基于SSCI档案学核心来源期刊》和《2001-2010年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的计量分析》 等。有研究表明“2001年至2010年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年度分布数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文献数量最少的为2003年的7篇，最多的为2008年的35篇，2001-2004年文献数量都在20篇以下，2005-2007年文献数量都在20-30篇之间，2008-2010年文献数量都在30-40篇之间”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通过文献计量和分析来阐述自己的中心议题。如果按照这种作文的方式发展下去，将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中的所有要素都用特定区间予以分析，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选取其中的任何几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都毫无疑问地会使档案学术文章的数量呈现几何态势增长。如果按照 “先把地盘做大，把数量提升上去，然后再慢慢提高水平和质量”的发展方略和模式，这种方法论的引进将势必带来档案学术文章某些质的改观。 总之，无论是领域拓宽、外驱明显还是国外视角、“图情”因素，都非常现实地提升了档案学术文章的数量，为提高档案学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研究和评价档案学术文章提供了可能。 二 档案学术文章空前繁荣，不仅为官方提供了统计数据，也为分析和研究档案学科的发展状态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应该关注在“海量”的学术文章的同时，认真思考一下究竟还有哪些存在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大量出现的学术文章并没有改变档案学科结构日趋失调的状况。我手头有一本《档案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其编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出版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为1991年。其中列出的所谓主要专业课程为：档案学概论、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缩微摄影复制技术、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11门课程。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档案专业主要专业课程”等同于档案学科门类，我们也不能期望一个发展中的学科二十年间一成不变，但是如果某些“主要专业课程”及其研究领域在目前海量学术文章中已经难觅其踪的时候，是否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呢？我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简单地说，在档案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建设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大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内部，现实学科的划分存在交叉和包容的情况，比如档案管理学与科技档案管理学的问题、档案管理学与档案学概论的问题、档案学概论与档案事业史的问题等。从表面上看，这些学科的划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所致，而实际上是学科在理论体系中的功能所致。换句话说，在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些学科在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之前，讨论其学科内容的取舍永远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如果非要按照后一种思路讨论下去，就会出现类似汽车在刹车时所发生的‘惯性与德行’这样的糊涂问题。其二是在管理学科内部，中国档案学存在‘有意’与其他管理学科趋同的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讲，一门学科的存在必然有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是通过这门学科特定的结构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在自己的学科设置、研究和发展中一定不能失去自身独特的品格。如果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方向是将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学科变成没有‘档案’的‘××学’，那么，中国档案学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有调查数据表明，在2005—2009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学校的档案学科博士生论文中，“电子文件和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以情报学方向为主）、档案管理和编研方面的论文几乎四分天下。档案学科发展及其评价研究受到关注，在档案学专业博士论文题目中不见‘档案’二字的趋势有增加趋势。”类似的问题在《档案学通讯》的编辑过程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在我刊设置的几大栏目中，往往是涉及新技术、新思维（以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情报学为主）的稿件比较充沛，而涉及基础理论、档案学教育的稿件相对缺乏，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现有一定分量的文章。如果将档案学术文章中的博士论文和《档案学通讯》作为档案学术文章的“风向标”的话，那么可以初步断定目前的档案学不仅是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而且还可能面临一种“整体退出”的尴尬境地。 在档案学科结构日趋失调的同时，一场另辟蹊径的“造学”活动正在悄然兴起。有研究表明，“有的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档案管理的主流范式，并进一步深化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涵义，强调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势需要，更加关注档案信息的管理、流动及发挥档案信息作为知识资源的作用，强调信息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的开发利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丁华东教授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范式转型与社会变迁——关于档案学理论发展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上海大学：2008）中肯定了信息资源管理是档案学的主流范式。然而，当大家忙于将“图情档三大领域即将从‘三足鼎立’的格局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过渡，也为档案学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时候，教育部却在新近公布的专业目录中将图书馆学、档案学和信息资源管理相互并列，这无疑给习惯了为“上级指示”写证明文章的人们莫大疑惑：究竟是我们的学术道理没有论述充分？还是大家没有深刻领会领导精神？其实，有关这个问题宋恩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IRM共同体与情报空间构建》（武汉大学：2006）中已经有所涉及 。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个阶段时间里有关将档案学界定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文章会少一些。 如前所述，项目成果在档案学术文章占有相当的比重，是提高档案学术文章“产量”的原动力之一。不容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项目成果与学术文章之间存在某种趋同性，表现为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情况在作为研究课题性项目中尤为明显。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也有相当数量的项目成果不是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出口。比如，完成政府或者公司的一些“工作”、“制度”设计等等。这些成果通常以具体的事务条文或者工作程序为基本形式，以项目委托者是否采纳这种形式为制作目的。因此，从文本的立意、展开到收尾都与学术文章存在相当的差距。如果这样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占得比重过大，则势必淡化学术研究的氛围，甚至给人们一种误导。据说在某些大学中曾经严格规定，凡是项目的整体或者部分的所谓“学术文章”，都不能作为学位论文参加答辩。如果这个情况属实，也应该作为学术文章写作的一种通则予以坚持。不然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学术文章就会成为工作流程的说明书——那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悲哀。 随着各种学术规范的普及，标准化已经不再是某些专家学者的专利，符合“格式规范”的文章已经遍地开花。平心而论，这种“格式化”的文章在便于阅读、易于检索等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功能，也可能有利于提升科技文献的质量和学术知识的传播。但是，如果这种类型的文章成为所有学术期刊的通用模板，是否会带来千人一面的感觉？进而使读者产生阅读疲劳呢？按照出版领域的说法，期刊又可以叫做杂志。杂志者，应该从内容到版式都有一定的包容性，可以适应不同类型读者或者同一类型读者的不同需要。如果学术期刊将来都是1.1、 1.1.11……这种样式，可能对人的阅读及其兴趣是一种挑战。除非我们这些期刊出版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成为立此存照的某种记录。因此，从文章的实际状况和阅读、传播的基本需要等多方面考虑，档案学术文章应该还有更多的选择。 也是在这个过去的8月，我见到了在中国获得学位的一位韩国档案学博士。我惊奇地发现这位博士回国后出现的变化：其一是比在中国的时候“消瘦”了许多，其二是她目前在韩国主要教授（纸质）档案管理。如果说在以瘦身美容闻名的韩国女士减肥不算什么新闻的话，那么她研究和教授的方向则与“世界潮流”多少有些相悖。据她介绍，韩国的教师大多是从澳大利亚学习电子文件管理的，真正能够教授（纸质）档案管理的人却比较少，这就为她在各个学校教授（纸质）档案管理提供了机会。我在祝福她的同时，也愿她的经历能够带给中国的档案学术研究一些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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