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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兰台天地 发布日期：2011-12-17

刘耿生：为张会超《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序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作用。清初，满族统治者朝气蓬勃，虚心学习，尽管它曾经以落后的政治措施及野蛮的军事手段，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招致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抵抗。但是，清统治者集团能够很快学习汉族先进文化，调整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果断的措施，较快地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泱泱大国，比之汉唐，毫无逊色。

清代文化成就之一，是它的档案事业。档案是文化的产物，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有清一代极端的封建君主专制，以清初“文字狱”为代表，曾严重桎梏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仍按其历史规律，健康地、不以统治者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发展前进，因为造就了清代档案以极具时代特色的姿态傲立于中国档案文化之林。

清二百多年的皇家档案，保存在北京紫禁城内，还从盛京（清时沈阳）移来满文老档，统称“内阁大库档案”，几乎记录了有清一代全部历史。清档案形式多样、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弥足珍贵，它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大清历史，是认识、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民国时期对这些档案整理研究的意义，一般都从“八千麻袋事件”谈起，以示内阁大库档案被糟蹋成何等模样，其实，清档也随着清王朝自身的局限性，而历经坎坷，多所磨难。

清廷到光绪时没有专人管理档案，仅有内阁典籍厅和满本房分别兼管，据《光绪会典》记载及内阁大库的实际情况，大体是典籍厅掌管西库贮存的“红本”（即封面有红字书写皇帝意见的题本）及书籍、表章；满本房掌管东库保存的《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及其它档案原件，因此，此时内阁大库没有划一的保管制度。

所存档案皆打包结捆地堆积起来，无人问津，因内阁大库规定“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戒备森严，禁秘异常，真所谓“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致使这些档案几百年来“尘封插架”，禁锢于“灰堆积土”中。自清入关到道光朝二百来年，对库房从未拆盖修理过，以致库房因年久“木料糟朽，墙壁闪裂”，“院内地沟堵塞，每遇大雨，积水盈尺，无处渲泄”，“渗漏坍塌，几无完室”。

由于大内档案到了清末已经“木格已满”、“潮湿霉烂”，加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大库墙倾翻修，二月，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奏请“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捡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置炉焚化，以清库贮”。经朝廷批准，内阁于三月二十五日决定，除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的正副本，不论是否霉烂，一律保留外，“其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薄，仍着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及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内阁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载于《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二），结果焚化大量大批光绪以前的清档。

宣统元年（1909年）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希望查阅清初多尔衮任摄政王时举办摄政大典时的档案以做参考，不料在内阁大库捡寻不得，内阁官员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上奏请求焚毁，获得朝廷批准。不俟秦火，将沦劫灰。

此时，管理学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闻知此事，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清朝档案汇编，如《起居注》、《实录》、《圣训》、《方略》等拨交学部，设学部图书馆（后改为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后来溥仪的老师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选书籍和档案。罗振玉见档案随便堆放在文华殿的西庑，多为红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

罗振玉随手抽出两束档案来看，其中一束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的奏折，另一束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时的奏折，两束极为珍贵。罗振玉听说要焚毁这些档案，他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朝廷批准，将这些档案移存学部，这是内阁大库档案第一次流入宫外，导致后来窃卖“八千麻袋”清档事件。

张会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详尽地讲述了“八千麻袋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再赘述，只想说，来不及迁到学部的大宗档案仍堆放在残破的宫中大库内。经历“八千麻袋”厄运后，这批劫后余生的档案多残缺不全，被浸污漫漶，不少关键部分模糊污损，不下相当大的功夫鉴辨整理，无法利用。

1979年本人参加《清初漕赋档案史料》的编纂，见不少顺治朝题本，上有各省征收漕粮数字，正是我所急需的，无奈有的数字已难以辨认，有的数字虽清楚，但年月日不清，不能用彼时的档案来说明此时的问题，否则会导致结论的荒谬，甚至适得其反，因而忍痛割爱。

由此可知，清亡后，民国时期，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大声疾呼、亲自参与对清代档案（包括少量明档）的鉴辨、整理、编纂，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伟业。张会超选择这个专题研究、著述，亦是一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学术活动。

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至1933年故宫文物、文献南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学者们克服重重困难，运用比较先进的档案整理方法，完成了数量惊人的档案整理，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功侔鲁壁的。但是，由于防止日本侵略者掠毁这些国宝，又是在先贤们“八千路云和月”的努力下，抢运到南方，后因战乱，辗转迁到台湾，使明清档案天各一方，令人扼腕叹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有关学人很少知道民国时期各位学者对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偶有涉及，亦批判多于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档案局根据中央决定，开放历史档案。清档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海峡两岸学者在利用清档时，都痛感不便，渴望了解对岸档案状况。

一九九二年九月，国际著名清史专家陈捷先教授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海峡两岸清史、清档研讨会”，两岸清史界、档案界学者济济一堂，我亦受邀光临此会，这是两岸学界首次就清档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会上，两岸学者各自介绍了清档的保存、整理、利用及编纂情况，大陆客人更关心成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后对清档的整理研究，尤其档案南迁后的情况，那个时代，大陆有关资料及著述是很少的。

陈捷先教授等台湾主人，陪同我们一行除了到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还去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单位，见到清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保护措施也很好，如：看档案原件，必须戴口罩和手套，那时在大陆很多档案馆，尚无这么严格的规定。尤其我们见到了悬挂在墙上的档案界前辈的照片，如张继、李煜瀛、王国维、沈兼士、罗振玉、蒋廷黻、范源廉、易培基、傅斯年、罗家伦、马衡等等，他们当年为抢救明清档案所付出的心血，在我们眼前油然而生。

历史在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学术领域的扩大、档案事业的发展、两岸交流的加强，现在有关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各方面资料，已俯拾皆是，但是，多散见人物传记或有关论文中提及，尚未见系统地论述之专属。

张会超是我的博士生，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作风朴实，待人坦率，是我带的研究生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也是发表学术论文最多、质量最高的博士生之一。

我对他的最初了解，是在审阅他考我院博士生的入学试卷时，引起了我的注意：试题有关历史档案的编研问题，他不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以及简牍档案，均知之较伙。因属匿名阅卷，当时尚不知这位考生何许人也？只感到他是个很有学术前途、殊堪造就的青年。后来成绩公布，榜上有名，他进入我院深造，由于他顽强进取，有今日之成果，就是必然的了。

他写的《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史论相佑，发凡起例，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继而落笔写当时档案前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筹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以重笔叙述了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前辈专家学者，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并从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

对于张会超研究的这一课题，中国大陆也仅仅刚起步，很多有关的档案史料也有待继续挖掘，很多相关理论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和完善，尤其对有些人物的评价还应更全面、客观。因而，张会超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勇于开拓这一学科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

张会超在本书展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还在于，民国初期，中国自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下，进入到更为腐朽、专制的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这一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期，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以及彪炳千古的学术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关明清档案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因而，张会超的有关著述，是为这些学者竖立的一座丰碑，亦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学术成就，希望这部书为今后两岸学者共同研讨一个专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希望张会超继续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二O一一年三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