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档案文章选载 >> 冯子直：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祝贺中国档案学会成立30周年

　　我很高兴应邀前来参加纪念中国档案学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

　　热烈祝贺中国档案学会成立30周年。

　　借此机会我们来回顾一下30年前中国档案学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成立过程。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十几年建设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档案行政管理系统，处于瓦解和瘫痪的状态;各级档案馆的档案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以曾三同志为首的各级档案部门的许多领导干部遭到批斗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大量档案专业干部被赶出档案部门;档案事业从路线、方针到实践、理论的全部成果，遭到了全盘否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9年，在我国档案界，实在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档案界发生了几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概括地来说，就是：“两个通知”、“五件大事”。所谓“两个通知”，就是：经党中央批准下发的《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下发的《恢复中央档案馆名称和国家档案局的通知》。所谓“五件大事”，就是：一、恢复中央档案馆名称;二、恢复国家档案局;三、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四、举办“国际档案周”活动;五、成立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

　　现将其具体情况回顾如后：197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关于恢复中央档案馆名称和国家档案局的通知》，指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已开始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档案馆仍恢复为中央档案馆。遵照中共中央1959年1月7日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的规定，这两个机构，既是政府机构，又是党的系统的机构。”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的名称问题。原来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开馆时，根据党中央1959年1月7日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将原来准备分别成立的中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馆两个档案馆合并起来，成立一个档案馆，既保管党中央机关的档案，也保管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定名为“中央档案馆”，就是中央一级的档案馆，而不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和开始以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将“文革”前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为党史、军史研究服务诬陷为曾三同志“盗窃党的档案机密”，又诬陷曾三同志在全国档案工作中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曾三同志领导的全国档案工作，既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党、政档案工作(包括革命历史档案)，又有经济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还有明清档案工作和旧政权档案工作。当时有人把曾三同志领导这些档案工作说成是什么“曾三过去搞的那一套就是要做官的”，说他不要管那么多别的档案，只管党中央的档案。因此，将国家档案局撤消了，把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交回故宫博物院了(国家档案局恢复后1980年故宫博物院又将该馆再次移交给国家档案局)，将“中央档案馆”改名为“中共中央档案馆”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又将“文革”中改名的“中共中央档案馆”恢复了它原来的名称，仍称“中央档案馆”。

　　197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1979)16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经党中央批准，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当年8月，国家档案局恢复后，立即召开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档案工作的罪行，提出了“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档案工作方针与任务，开始了全国档案工作的恢复与整顿工作。

　　1979年9月7日，外交部美大司给国家档案局转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美国文件与档案局局长詹姆斯·罗兹，致我国领导人的信件，称1979年秋天，国际档案理事会准备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一次“国际档案周”活动，以促进本国以及世界对档案文化遗产和档案机构的重视和了解，希望中国政府和档案部门能参加这一活动。随即国家档案局提出了在我国举办“国际档案周”活动的计划，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于10月22~11月3日，在北京举办了共有五项内容的“国际档案周”活动，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由国家档案局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档案学会，并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其实，在“文革”以前，曾三同志就分别与张中、洛风、裴桐、吴宝康等同志议论过，拟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中国档案学会的问题，后来因“文革”爆发未能成立。)为此，曾三、张中、裴桐、吴宝康等同志共同商量了成立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并让李凤楼副局长和我一起起草了《中国档案学会章程(草案)》。1979年11月12日，曾三、张中同志共同召开了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即第一次筹委会会议，讨论了中国档案学会的成立问题，通过了由21人组成的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还讨论了《中国档案学会章程(草案)》等问题。1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的档案学术讨论会上(这也是“国际档案周”活动的五项内容之一)，由张中同志宣布了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宣读了由曾三为主任委员，张中、裴桐、吴宝康、韩毓虎为副主任委员，共21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并提出了《中国档案学会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1980~1981年，学会筹备委员会共召开了四次会议，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了使学会成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可以先成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档案学会，并在其筹备期间逐步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二是档案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团体，其工作性质、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都不同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其任务主要是团结广大档案工作者以及社会上与档案和档案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共同进行群众性的档案学术研究。

　　经过两年的筹备，1981年11月23~30日，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张中同志在会上作了《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曾三同志作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的讲话。曾三同志在讲话中就“成立档案学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档案学会的性质和任务”、“开展学术研究的方针和方法”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对学会坚持群众性档案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开展群众性的档案学术研究活动，推动学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曾三同志的这个讲话对今天的学会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建议同志们找出来(见《曾三档案工作文集》397~410页)进行认真的学习并加以贯彻执行。

　　为了推动学会工作的开展，介绍和推广档案学术研究的成果，从1979年11月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后改为档案学院)创办的《档案学通讯》，同时也是中国档案学会的会刊，直到1987年10月15日，中国档案学会创办了《档案学研究》杂志，作为学会的会刊，当时我还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为这个会刊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发刊词。

　　我所以回顾30年前中国档案学会成立的具体情况，既是为了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也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中国档案学会的创建者、对党和国家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曾三、张中、裴桐、吴宝康同志。

　　1993年以后，我就不再参与学会的工作。近十几年来，仅仅参加了学会的几次活动：1994年10月10日，我参加了学会的常务理事会议，接着又参加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并致了开幕词，还参加了学术讨论会;1996年11月28日，参加了纪念曾三同志的学术讨论会;2002年3月，参加了老档案工作者座谈会;2004年5月27日，参加了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开幕式;2007年2月13日，参加了一次春节老同志座谈会;2007年12月21日，参加了纪念张中同志的座谈会。除此之外，就是阅读学会赠送给我的《档案学研究》，从中了解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并阅读了一批档案学术论文。最近，我请一位同志帮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学会的一些资料，但也不完整、不系统，只是了解了学会的一部分活动情况，故我对学会这些年的活动了解是很有限的。

　　30年来，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档案学会作为群众性档案学术研究的组织者，作为国家档案局的咨询参谋机构(智库)，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档案局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以及社会上与档案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并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召开了多种专题学术讨论会，在档案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技术研究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档案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档案科学的充实、完善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子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普遍推广和广泛应用，经历了：⑴档案结构从传统文件、档案到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大量产生和形成、管理、利用的转变;⑵档案馆由保管实体档案的传统档案馆，开始向数字档案馆方向的转变;⑶档案管理手段由主要是靠手工操作到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手机和互联网等技术设备的转变;⑷档案的服务对象从提供档案，既为党政领导工作服务，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又直接为“三农”、社会、民生服务的转变;⑸提供档案的方式方法，从接待查阅利用、阅览档案原件，向提供档案缩微复制件、数字档案，互联网阅读的方向转变，档案事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引发了档案科学技术研究内容和课题的重大变化，档案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新的、重要的研究内容和课题。中国档案学会及其所属的专业学术委员会，在组织广大档案工作人员研究这些新内容、新课题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国家档案局领导决策咨询，为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为实现档案管理和服务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依据，起到了积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中国档案学会和它所属的七个专业学术委员会(我在此建议学会可以考虑增设一个档案学术对外交流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档案学术的对外交流问题，一方面研究中国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如何“走出去”，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研究外国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如何“引进来”，引进国内的问题)，在今后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仍应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档案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技术研究两个方面，抓住那些关系到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我建议学会，当前尤其要抓住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的机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档案和档案事业(公益性档案文化事业、经营性档案文化产业)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关系;研究档案和档案事业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作用;研究档案和档案事业如何参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并为其服务等问题，要将其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组织召开高层学术论坛，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我还建议，请学会考虑，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以及我国档案报纸、刊物、图书、影视、网站大量产生的实际情况，成立一个档案宣传新闻出版学术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和交流档案报、刊、书、影、网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并可以考虑由该学术委员会或由中国档案学会邀请《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历史档案》、《民国档案》以及《档案学通讯》、《北京档案》、《机电兵船档案》等报社、杂志社及相关的档案网站，包括“局”、“馆”的网站，共同商量并发起成立一个由上述单位组成的中国档案文化传播集团或产业联盟，统筹研究档案报、刊、书、影、网产业的发展问题，互相交流信息，加强集团(联盟)资源共享，提高档案报、刊、书、影、网的质量，推动档案报、刊、书、影、网，向社会以及向国外的广泛宣传和发行，大力传播中国社会主义档案文化。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和历史两个部分)，我们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对新型载体档案——电子档案、声像档案的形成、管理、服务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原来已经取得的传统档案管理基础理论增添新的内容，并将二者加以整合，使档案基础理论更加完善。除此以外，还要重视从中国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字档案产生以前，史前人类记事的起源和萌芽、文字档案的起源，以及对档案历史的研究，如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档案文化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档案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中国档案历史(档案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的研究;还要利用并汲取考古学关于古代文书、档案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研究古代档案载体和形式的演变与档案管理制度;还要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历史与现状、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在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方面，除了对电子档案、声像档案、网络档案的管理和服务方式、方法等研究以外，还应抓住以下问题，如一批重要的专业档案(如文化艺术档案、国土资源档案、航空航天档案、海洋档案、环境保护档案等)、各种非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档案、民营企业档案、“三农”档案、地方志家谱档案、民生档案(如户籍档案、就业档案、婚姻档案、学历档案、医疗病历档案、土地承包档案、家庭档案、房产档案等)、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档案(如我国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并得到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共有几十项;这些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档案，包括遗产本身的文字记录与照片档案、申报与批准立项的档案、遗产保护档案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历史文化名城档案、华侨华人档案等，逐步开展研究。

　　以“侨批档案”为例，广东省汕头市就于今年10月份召开了侨批档案世界意义研讨会，为今年年底举办的国际侨批学术研讨会做准备。侨批档案已被选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三辑，其对侨批档案文献内容及评价是：“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方言称信为‘批’，国内与海外华侨的书信往来称‘侨批’。侨批是清代以来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的一种‘银信合封’形式独特的华侨家书，是广东、福建侨乡地区盛行的一种与海外联系的特殊文献。侨批大规模盛行于19世纪中叶，终止于20世纪70年代。侨批作为民间文书，不仅记载着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对乡土、家属的眷恋之情，同时也承载了国内侨眷对旅外侨亲的牵挂与思念，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和亲友的重要纽带，蕴含着独特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侨批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其发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以家庭与家族为单位，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广泛涉及中外交通、邮政、金融、贸易、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乃至军事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对于研究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侨批档案目前正在筹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潮汕侨批，以其十万余封的数量优势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保护侨批实物和华侨历史研究，传播侨批文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于2010年12月23日成立了潮汕侨批档案馆。

　　1981年11月23日，曾三同志在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开展档案学术研究的方针和方法”问题的第四点时讲道：“档案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重性质的学科。档案学科与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文书档案管理学、档案史料编纂学与史学、方志学、年代学、目录学、印章学、版本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科技档案管理学与经济管理、科研技术管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档案保护技术学又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建筑学等不少自然科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档案学的许多研究工作，只有吸取有关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与有关部门协作，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完成。档案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科技情报工作、文物工作等更有着许多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它们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利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学也将涉及到更多的科学技术领域，如计算机、自动化检索、系统工程学……等。因此，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学习和掌握其他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加强与其他有关学术部门的协作和联系。”希望中国档案学会的同志们，能够根据曾三同志的上述讲话精神，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学术团体的联系与合作，学习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吸取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或共同召开学术讨论会，研究某些档案学术课题，尤其是要加强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地方志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团体，以及信息、电子、软件、互联网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探讨研究有关学术问题，以提高档案科学的研究水平，促进档案科学的发展，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