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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为什么值得做

——《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序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已不是新名词。近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人从事口述历史研究，但在语言学界这项工作起步很晚。2002年，张宜考入北外，从我研修语言学史。当时我见欧美已有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便提议不妨考虑同类题目。她的博士论文最终定题为《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档案研究》，完成于2005年。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既是她为做论文而系统集取的资料(包括后来的少量补充)，也是她从事中国语言学口述历史研究的一项实践。

　　在我国语言学界，过去也有学者偶尔留下口述作品，如接受采访的答问，由他人笔录的回忆等。可惜这些都散碎零落，鲜有章法，采录的过程也很随意，形成的文本因而称不上“口述档案”。中国语言学口述历史的系统规划是从张宜开始的。她参考国外口述史学的惯例，使受访对象达到一定的规模，能涵盖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且设计了严格的操作程序：访谈有设定的话题，围绕这些话题逐步展开;先行录音，再转为文字，文字稿复由受访者审读;与受访者签立协约，规定双方的义务和权限。这样获取的文本，便成为拥有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口述档案。

　　这项工作的难度和艰辛是可以想见的。出于种种原因，被认为属于理想人选的学者未必都愿意接受采访;即便愿意受访，也并非人人都同意授权发表。有些学者容易合作，乐意就采访者的提问展开叙述;有些学者不愿受话题牵制，喜欢自由漫谈。有的学者欣赏天然，会尽量使录音与文字保持一致;有的学者追求完美，不容文字稿上出现松散随便的表达。口述历史按理说应该是最轻松的历史，然而实际操作的过程绝不轻松。这些年来的联系之烦、奔波之劳、转写之难，以及遭人误解甚至毁谤之苦，张宜极少同我说起。她是一个能忍的人。所谓十年打磨一剑，张宜积十年而编成此书，可算得是工夫不负耐心人。

　　口述历史是新鲜事物，不免遭人指议。有人会质疑口述历史的合理性，以为它不可靠，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法。人们久已习惯从常规史书上读取历史，对于忽然冒出的这门口述历史，自然会感觉怪异，由此而心生疑虑，也在情理之中。在此，我想举出几条理由来为口述历史辩说，谈谈为什么这门史学分支可以成立，为什么它值得我们做。

　　口述历史很年轻，是一个新领域，这是有些人嫌弃它的一个原因。年纪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牢靠，况且年轻人行事有时也的确毛躁。但口述历史真的很年轻么?其实，最早的历史全靠口述得来，否认口述材料的价值，无异于消灭历史的开端。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散缪尔•约翰生说过，任何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悠久，然而也不例外，一样发端于口述。《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就是记人所述，记下来的便是口述史料。海外有史家打趣说，把history(历史)这个词拆开来，意思是“他的故事”(his + story)，所以历史就是某人讲的故事。今人欲了解早期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交触的情状，乃至明末中国社会的变迁，不能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是什么呢?无非是利玛窦讲述自己的经历，由他的门生金尼阁笔录成书。所以，如今我们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即是返归历史学的原生态，重拾初始、自然的叙史法。

　　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确实很年轻，口述与访谈相结合，在欧美是20世纪40年代才有的事情。口述历史从那时起逐渐成熟，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门类。1948年、1954年、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先后创建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诞生;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宣告成立。今天，人们可以继续不喜欢口述历史，那是个人取舍的自由或口味问题，但不肯承认这门分支的应有地位，否认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显得迂腐而小气了。

　　口述历史无意取代、也不可能取代常规历史，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张宜编辑这本《访谈实录》，不是要撰写一部“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要以访谈所得充实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记录。将来人们会发现，本书为认识这一时段的中国语言学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旁白。口述材料对于常规历史的补益颇多，例如口述材料会涉及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有可能披露那些推动或阻碍学科进展的人事因素、机构环境、建制安排等等。这些都是隐匿于学术背后的东西，常规的学术史著通常不予载录。学问以外的这类因素小觑不得。一种学术能否兴盛，有时并不由自身的内容、价值、意义等决定，而是取决于外部条件。

　　常规历史依赖于书面文献，口述历史取材于活生生的人。文献人人可用，倘若撰史者缺乏好眼力，又没有好手笔，写出的历史不但没有新意，连可读性也难保。所以，常规历史倾向于划一，经常很没趣。据说《中国革命史》多达百种，其中太半雷同;以“中国语言学史”为题的著作也不少，其中有些颇相像。口述历史则不一样，雷同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学界众生相，个性绝不重复。于是口述材料篇篇鲜活有趣。一个人的学术创为与他的个性很有关系。常规的学术史主要记叙著作、观点、理论、方法等，很少会让我们看到学人的个性。只有在口述访谈中，学人的个性才得以呈露。一个学者乐意接受采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比较大方，愿意让学界分享自己的回忆、想法、私见。

　　有人说，口述历史不可信，因为叙述者会说假话。这种看法很奇怪。说不说假话跟口述与否没有关系。人若有说谎的倾向，在付诸笔墨(如写回忆录)时就有更多的时间思忖怎样把谎话说圆。不过，在口述访谈中，因口误或记忆偏差，或凭直觉应答，没有时间多作思考，的确更有可能说错话，或者说了事后觉得不妥的话。这是口述历史的特点，不能说是缺点。待录音转为纸本，请受访者过目时，他有机会订正，直至删除某些段落。只是对原始录音不可能作改动，所以每一份口述就有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文本。对比两种文本，也许另有研究的价值。但这涉及受访者的隐私，采访者须尊重对方的意愿，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约定是否可以公布录音。口述历史有法律层面的考量，口述访谈因此很不同于新闻访谈。当你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你的话通常只有一部分会被采录，而发表哪些内容一般由不得你;记者可以全权处理你的话，除非你事先声明某些话“不得发表”;至于被添油加醋，被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也属常见。总之，面对新闻采访你没有话语权。当然，如果你权够大、位够高，则当别论，这时你就拥有了话语的绝对支配权，记者不过是一具传声的话筒而已。

　　这样霸道的做法在口述历史中是不容出现的。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呼吁“把话筒交给人民”，“让人民来说话”(《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受访者是话筒的主人，始终握有话语权，采访者则起引导话语的作用，通过与受访者的互动来贯彻访谈的框架。在这一意义上，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走向民主化的标志。此外，由众多学者分别讲述经历，是学术史研究趋向多元化的表现，一门学科的进程从此具有丰富多姿、个性纷呈的面貌。本书收录的虽是“名家”的访谈，“名家”在此和在其他场合一样，并无严格的准入条件。中国语言学的口述历史尚在草创阶段，数十位受访者甘为示范，已是对这项事业的莫大支持。至于我个人加入受访者的行列，还因为需要配合张宜，当她的实验对象。这一切的第一步迈出于十年前，十年后终于小有所成。惟祈读者喜欢本书，并且赞同我们的看法：口述历史值得做。

　　(2010年7月中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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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