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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4期第24-27页　　

西部大开发环境下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流失保护研究

华林/李佳妍/段睿辉

　　【内容提要】西部遗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受历史、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档案遗产流失现象普遍存在，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一现实问题将更加严重。分析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流失渠道，并针对其现状提出保护对策可更好地抢救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关 键 词】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档案遗产/遗产保护

　　西部少数民族现存档案遗产极其丰富。历史上，少数民族档案遗产遭受了巨大的流失浩劫，迄今，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流失问题依然严重，流失渠道也不尽相同。如何针对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流失现状对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抢救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西部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界定与构成

　　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是指建国前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土官、绅民等在其社会历史发展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保存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各种文字、图画、声像和口碑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从档案实体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物质档案遗产和非物质档案遗产两大类型：

　　(一)少数民族物质档案遗产。即建国前少数民族直接形成的记录在纸质、石质、木质、贝叶和金属器皿等载体上的各种文字、图画和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少数民族物质档案遗产按其信息载录方式可划分为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遗产，指以蒙古文、藏文、彝文、傣文、东巴文等民族文字产生的档案遗产;少数民族汉文档案遗产，即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土官和群众使用汉文形成的档案文献，主要有文书、碑刻、摩崖、金文、印章等类型;少数民族图像档案遗产，主要类型有岩画、木画、古画册和照片等类型，如广西左江流域和青藏高原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古岩画。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这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产生，并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档案遗产。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按其表现形式可划分为声音档案遗产，主要类型有口述档案遗产、器乐档案遗产;行为档案遗产，指少数民族喇嘛、和尚、巫师、长老、民间艺人和工匠等以形体形式所表现的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以及传统工艺等档案遗产;声形档案遗产，也就是由少数民族喇嘛、和尚、巫师、长老、和民间艺人等用形体和声音形式共同表现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关民族礼仪和节庆活动等档案遗产。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历史、民族条件和地理环境，西部地区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极为丰富。以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为例，云南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首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形成了大量反映各民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宗教和民俗等方面情况的口述档案遗产，据调查，各民族地区蕴藏的珍贵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遗产就有4万余种，仅采集到的就有1万种。其次，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人还以各种民族乐器形成了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各民族音乐遗产仅使用的传统乐器就有鼓、钟、锣、笛、箫、管、弦等200种之多，保存至今的特色音乐遗产有纳西族的东巴音乐、景颇族的文崩音乐、彝族的花灯音乐、白族的大本曲音乐等。此外，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十分众多，有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出生丧葬、婚姻恋爱和节日庆典习俗等，表现为“对歌”、“哭婚”、“抢亲”、“丢包”、“阿夏婚”、“剽牛庆丰收”多种形式。再以民族舞蹈来为例，据云南省对50个县的调查统计，云南现存民族舞蹈有533种，4180多套。其中，仅彝族舞蹈就有110多个舞种，1200多套。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记录与表现形式。

　　二、西部大开发环境下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大流失”概念的提出及流失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飞跃时期。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全面发展的同时，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档案遗产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流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是全面性与多渠道的“大流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受政治运动冲击、档案观念淡漠等因素影响，少数民族档案遗产遭受过严重的人为损毁。如“文革”期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位于布达拉宫山脚下的印经院内，馆内保存的大量藏文经版和文书档案被当作“四旧”损毁。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档案馆从1961年开始收集藏文历史档案，到1966年共收集到3000卷藏文档案文献。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档案在“文革”中损毁散失。《应国安邦神庙碑记》是迄今发现“白文碑”中年代最早的一块，现存大理市大城乡的沙漠庙中。碑面汉文题记南诏蒙氏阁罗凤“竖建殿宇”之史绩，遗憾的是此碑碑首已经被砸坏，部分碑文也已残损。再如，近年来，由于游人过多，二氧化碳污染使丽江著名的白沙壁画严重褪色，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这一珍贵摩崖档案将会漫灭消失。

　　(二)自然因素也是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损毁流失的直接原因。如西藏雨季集中在6-9月份，冬春两季气候干燥，湿度均在50%以下。迄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已有上百万件珍贵档案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档案馆未整理的四百麻袋档案很多纸张已严重脆化。贵州省荔波县多年来收集到了1万多册水书原件，但仍然有许多水书散存民间，有的藏于山洞、有的藏于楼板的夹层中、有的藏于房屋的屋檐下、有的藏在烧火煮饭的灶房里，发霉、受潮、粘连、虫蛀和结砖破碎现象极为普遍，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新疆据统计现已征集到近3万册(件)民族档案文献，目前尚有1万5千多册(件)散存民间。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这些档案文献的破损率已达到三分之一以上。《阙利啜碑》是一块以突厥文篆刻的东突厥汗国达头酋领阙利啜的墓志铭，1912年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伊赫和硕图谷地发现，对研究东突厥汗国的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受风雨的侵蚀，北面的碑文已全部风蚀消失，其余几面也严重剥落，由于破损严重，碑文已经难以解读。

　　(三)受经济利益的影响，档案文献贩卖流失问题十分严重。1999年7月，贵州省黔东南州文化局查获了两个在该州境内收购民族文物的外国人，分别是法国人L.伯乐斯和美籍华人王就卿。他们在该州从事非法文物收购活动达10年之久，所收购的民族文物包括大量的古籍、器物铭文等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其中不少珍贵档案文献已私运出境。荔波地区民间散存有丰富的水书档案文献，近年来，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书贩擅自到民间征集购买，当作文物古董进行倒卖，致使一些珍贵的水书档案文献严重流失，不知踪影。在云南省，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贩卖流失问题也极为严重，曾有泰国人到瑶族地区收购历史文献，买走部分瑶族古籍。而丽江纳西族地区民间散存的许多重要的东巴经则被贩卖到广东沿海地区，并流失海外。据调查，建国后，先后贩卖流失海外的东巴经已达两千册以上，造成了本世纪东巴经档案文献的又一次重大流失。

　　(四)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传承人的辞世造成了非物质档案遗产的大量流失。随着西部地区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的发展，西部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据了解，各少数民族30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已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不穿本民族服饰，不懂本民族的历史。更为严重的是现今掌握民族来源、历史文化的老人越来越少。如在1983年云南丽江地区组织召开的东巴座谈会上，参会东巴有60位，至今，这些东巴均已去世。贵州省各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达万种以上，由于很多民族文化老人均已辞世，传承断层问题十分严重。以水书为例，在荔波县，民间水书多为70岁左右的老人收藏，只有他们能读懂，如不抓紧破译推广，这些水书将无人解读。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西部许多民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和歌谣等的传承后续乏人，长此以往，这些民族非物质档案文化遗产将面临流失消失的危险。

　　三、西部大开发环境下亟待处理好的建设发展与档案遗产保护关系问题

　　西部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分散性、脆弱性和易流失性的特点，为此，当地政府部门、档案和其他文化机构应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处理好建设发展与档案保护的关系问题。

　　1.处理好工程建设与野外少数民族金石档案遗产的保护问题。首先，对于可能危害到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建设项目要实行保护审批制度。如2006年颁发的《云南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第10条规定：“在建设工程范围内，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址保护的，保护措施按照法定程序报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实施迁移异地保护的，由省文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按照法定程序报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其次，对建设项目中涉及的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应进行迁移保护。如三峡工程建设涉及大量文物保护问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1996年提交的报告显示，湖北省三峡库区共有文物约55000件，这些文物中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在三峡大坝的建设中，三峡文物大多进行了迁移保护，其中，宜昌市博物馆暂存的三峡文物有2万多件，巴东县博物馆保存的也有2万多件。这些规定与措施在维护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

　　2.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档案遗产实体的保护问题。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很多省份都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点。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以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少数民族档案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也面临着旅游资源发掘与保护问题。如云南丽江的旅游业发展极快，为发掘与保护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纳西东巴经档案遗产，丽江市大力发展以东巴宗教仪式、东巴歌舞、东巴字画等为底蕴的东巴旅游文化产业。其中，被称为“古乐活化石”的流传于纳西族民间的唐朝音乐纳西古乐经过开发和发展，形成了以“宣科古乐队”为代表的纳西古乐产业，仅1999年的收入就超过250万元。此外，丽江市还将部分旅游收入用于东巴学校的开办与实施东巴传承人制度，在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较好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

　　3.处理好正当文物交易与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流失的立法保护问题。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3条中“清理整顿文物流通市场”指出：“坚决取缔非法文物市场，严厉打击盗窃、盗掘、走私、倒卖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严格执行文物出入境审核、监管制度，加强鉴定机构队伍建设，严防珍贵文物流失。”1988年颁布的《档案法》第24条规定：出卖属于国家所有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私自将档案卖给外国人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西部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档案遗产，这些档案遗产大多保存在少数民族群众家中，所有权为他们所拥有。同时，也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档案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物，凝聚了整个民族的智慧与结晶，是国家珍贵的档案遗产。为此，各民族地区应以《物权法》为依据，处理好正当文物交易与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保护问题，在维护各民族群众权益的基础上，采用捐献、征购等方式将其珍藏的档案文献征集到国家档案机构保管。同时，档案部门应和公安、海关等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合作，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倒卖走私活动，以维护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完整与安全。

　　4.处理好少数民族档案遗产保护与信息资源发掘利用问题。少数民族档案遗产的有效开发不仅是保护档案原件的主要方式，也是发掘档案资源为文化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手段。以西藏档案馆为例，在借阅方面，西藏档案馆接待了党政企事业、科研院校、新闻出版、寺庙僧侣等群众团体和个人上万人次，提供藏文历史档案达上万件(册)。在编研方面，档案馆利用馆藏优势，印刷出版了《布敦文集》、《莲花生传》等30多部经典，编研出版《西藏历史档案荟萃》、《铁虎清册》、《西藏历史档案灾异志》和《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等档案史料。在展览方面，举办了“馆藏档案”和“历史的缩影和结论”等形式的档案展览，接待英、法、意、日等国及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官员和记者数百人次，以及国内各级领导、代表团、学生和僧俗群众上万人次，在保护与发掘藏文档案遗产方面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5.处理好现代化发展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保护问题。目前，西部许多通晓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已为数不多，为抢救与传承优秀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各民族地区可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对优秀传承人进行管理。如云南大理有大量的民间歌手、故事能手、画师、舞者和手工艺人等国家、省市级民间文化传承人。2009年6月，大理市政府制定了《大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应当履行的义务、所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以及享受的待遇和补助等方面对传承人进行科学管理，在保护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可利用声像、数字化等现代信息保护技术，趁各民族地区的喇嘛、毕摩、东巴、和尚、长老和民间艺人等健在时把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记录下来，制作成录音、录像、影片或光盘进行长期保存。如云南省利用声像技术收集整理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遗产1万多种，在保护与抢救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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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熊和生，西部开发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N].科学时报，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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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婧.西藏濒危历史档案的成因与保护探析[J].档案学通讯，2007(7).^NU1DA20120308

　　【作者简介】华林，男，1965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档案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档案学、民族档案遗产等领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昆明　650091;李佳妍，女，1984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昆明　650091;段睿辉，女，1987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昆明　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