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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档案知网 原载《档案管理》2007第一期第12-20页　　

关于建国后我国档案学若干问题的评论----两个学者的对话

浙江大学　傅荣校　何嘉荪

　　引言----从档案学反思说起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我国档案学在建国以后成为了一门具有成熟体系的学科。无论从学科自身的品质以及与实践的关系，都显示出档案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学科成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档案学自身的评价与反思问题，这是学科发展中应有的冷静态度。我国档案学有过几次学术评价与反思，如从20世纪80年代始，关于对我国档案学整体回顾与展望的思考，对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关于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问题的思考，等等，都是学者对于我国档案学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反思、评价的问题，引起了档案学界的很大反响，也推进了档案研究的深化。因而，尽管我们水平有限，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观点也有分歧，但还是试图对以下问题作些讨论，并进行适当评价，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行。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分为五个方面：

　　(一)关于档案学的评价

　　(二)关于档案学研究的“趋同论”与“特色论”的争议。

　　(三)关于我国档案学的原创性理论

　　(四)关于档案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五)关于我国档案学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一、关于我国档案学的水平评价

　　傅荣校：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水平的评价，很复杂，也很冒险，要么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正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

　　我觉得对于档案学整体水平评价，有两个层面：一是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或者与相关的学科中比较档案学的水平地位，二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国档案学的研究现状以及档案学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水平。

　　关于第一个层面的评价，档案学似乎很难有明确的表述。比较含糊的说法，那就是档案学已有独立的学科。我国档案学具有成熟学科特征，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吴宝康教授早在1982年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就明确指出“我国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①]冯惠玲教授在1999年第10期《中国档案》的《档案学理论发展与繁荣》对我国档案学的评价是六句话：成果从零星转为丰硕;视角由局部而开阔;深度由表层进入实质，构架由散点到形成体系;地位由辅助学科走向独立;学科门类由历史学科转变为管理学科。中心是两句话：基本成熟、已成体系。陈兆祦教授用了五句话概括我国档案学研究成就，分别是：“档案学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档案学已建设成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理论档案学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拓展”、“档案工作应用理论研究突飞猛进”、“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有突破、有创新”[②]。李财富教授则将我国档案学研究概括为六句话：“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成果的时代性”、“研究行为的组织性”、“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③]。

　　尽管档案界同行对于档案学的评价相当充分，但就档案学究竟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一点我们档案学者也不好评价。胡鸿杰教授认为，“如果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进行简单比较，几乎可以认为，中国档案学己经具备了科学发展正常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结论同我国档案学界对自身的评估也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档案学己经成为一门科学。”然而，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状况，特别是用‘范式’去衡量我国档案学界存在的对一些基本理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会产生一些‘忧虑’。而这些‘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国档案学界所认定的这门学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己有的范式，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范式?”[④]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与相关学科相比，特别是跟差不多是同门师兄弟关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相比，档案学研究显得有点冷清、势单力薄人气不足。

　　关于第二个层面的评价，就相对容易一些。我记得前国际档案理事会执行秘书凯斯凯姆蒂1995年访问中国时，说过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中国就经济而言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档案工作却是发达国家水平的。”这种感觉在国外同行中，应该是普遍的。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都感叹我国发达的档案工作体系。

　　不过，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跟国外相比，是什么一种情况呢?这需要冷静地分析一下。1999年撰文何嘉荪教授认为，“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⑤]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也可能是我们档案界在对外交流中的普遍感觉。不过，从中外档案学相互影响的角度上看，客观地说，我国档案学术思想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输入”远大于“输出”的境地，存在着一种“学术”交流逆差。无论是档案学形成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有这种情况。20世纪五十年代的学苏联，创立了我国档案事业体系，到80年代与欧美国家交流，引进了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为代表的档案学代表思想，无论是概念、方法、还是管理理念，都有比较明显的输入印记。

　　不过，由于我国研究档案学的主体是高等学校的教师，长于思辩推理，许多学者致力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使得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完善，也比较系统。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国外档案学与我国档案学的关系，有似于几何学上“点”与“面”的关系。国外学者在某些“点”的研究上显得单兵突出，甚至引领学科潮流;但我国档案学研究是构成“面”的形式，广度大但深度均匀，阵容相当整齐。

　　当然，中国档案学研究成果输出最大的障碍在于语言问题，中外学术交流吃亏也在语言表达上。国外的研究文件与档案管理的学者差不多都看不懂我国的中文档案学研究论著，对我国档案工作只是一种宏观印象，很少对我们档案界的学术观点提出交流与对话的。我们组织或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国外高水平的文章或新颖的观点并不多，甚至有些文章的水平还不及国内作者的文章水平。不过，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掌握外语，而不是等别人来学汉语再进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改变我国档案学交流“逆差”问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何嘉荪：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最早是从西方引进的，档案学研究也由此发端，这已经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了，比欧洲大陆整整延迟了数百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在全面引进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同时，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开始成形。此后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受我国整个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也迈开双腿，力图走自己路——相对独立发展的路：一方面开始整理、研究我国三十年代的档案学旧著，另一方面开始在内部翻译研究西方档案学文献和档案学研究动态。与此同时，我国的档案学者也首次编写出版了第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档案学教科书：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档案保护技术学…….等等，都是那个时候问世或者开始编写的。以曾三、吴宝康为首的中国档案学者还开全世界档案界之先河，发起了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档案内部矛盾问题的探索。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断了这种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建立，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也展翅高飞，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且日渐显示出自己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俄罗斯)的特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虽然不少人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它并非science, 而仅仅是一种technology。直到电子文件大量问世，他们那里的档案学研究才获得了非常快速和蓬勃的发展，档案学才被普遍公认为科学，才有了正式的博士学位的授予。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西方国家早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研究档案学的主力军，基本上是专职的档案馆高级馆员。更早的不必说，年代稍近的著名学者如德国的布伦内克、谢伦博格等都是。更有甚者，那时有不少高等学府档案学专业的教授，也大多是由各类档案馆的高级馆员兼任的。199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西班牙游学，本想专程前去拜访马德里的、也是西班牙全国最著名的高校Complutense大学和它的档案学专业。谁知与他们一联系，才知道该专业只有一名专职教师，几乎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是由各个国家级档案馆(西班牙有五个国家级档案馆)的高级馆员兼任的(我已经与他们熟识了)。后来我去巴塞罗那，发现那里大学的情况也与首都的情况类似，专业课教师几乎都由市档案馆的高级馆员兼任。1997年我去瑞典访问，一问之下发现他们那里高等学府档案学专业的情况也与西班牙类似。当然，专职的高校档案学教师也有，著名的比如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埃里奥•洛多里尼、阿根廷国立科尔多瓦大学的达诺地和巴斯克斯等人，但是比例并不高。直到电子文件大量问世以后，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中档案学专业大量增加，专职教师也大量涌现，高校教师才正式开始在档案学研究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以往西方国家的档案学论著大多数实践性比较强，理论性的则比较少，近年来才有改观。

　　相比之下，我国在建国以后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基本上一直是高校教师。这导致我国的档案学论著，理论性的更多一些。至于讲到从整体评价双方学术水平孰高孰低，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对此作评论。因为首先，对国外档案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我认为自己的了解非常片面、肤浅，只有浮光掠影的感觉，还没有达到可以正确评论的程度;其次，要进行评论，起码应该有最基本的评价指标，而这正是我们缺乏的。如果一定要讲讲粗略的感觉的活，我认为就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而言，我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千秋，很难分出高下。至于对电子文件管理(包括数字档案馆)的研究，则西方发达国家明显比我国先走一步，研究水平也就比我们略高一筹。

　　当然，就档案学基础理论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历史比我国也早了很多，为什么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却并不大呢?关键在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发展速度并不快，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基础理论。故如前所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社会还有不少人认为档案学仅仅是一门技术，并非科学。正因为如此，档案学一旦传入，经过努力迎头赶上其国际研究水平并非难事。1949年以后，我国立即建立起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完整系统的档案事业，这就为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既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也提供了充足的促进动力。再加上我国在建立国家级档案工作的同时，就在国家最高学府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专门的档案学研究教学基地;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几十所高校建立了档案学专业，拥有了一大批专职档案学研究生力军。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国的档案学研究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难分伯仲?虽然当前在全世界流行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观点，其多数的源头在西方，然而我们中国学者在学习引进这些理论以后又对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或者如你所说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其发源地当然在西方。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以客体为核心的大型档案文件有机整体，它与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全宗虽然同为大型档案文件有机整体，但是其构成机制又截然不同。那么如何理解其“来源”?沿用传统的“形成者来源”显然不行!于是我和冯惠玲在德国学者布伦内克提出的“来源共同性基础上的事由共同性”基础上，进一步共同提出了“广义来源观”，将“形成者来源”和“职能来源”统一于其中并且提出了新颖的“客体全宗” 概念。加拿大的特里•库克先生在我们之后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指导提出的“概念来源”，与我们的观点比较相近。可以说，我们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了!不过，恕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认为“广义来源观”比“概念来源观”更易于在实践中理解和应用。而“概念来源观”则与其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一样，过于抽象和飘忽不定，要在实用性非常强的文件管理和档案工作中应用，其难度实在非常大!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据我所知，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学者没有一个人懂中文;而我们中国学者的档案学论著，除了人民大学安小米教授用英文写作、发表的以外，都没有翻译成外文。所以，我们对档案学研究所作的贡献，基本上仅仅在中国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也是今后值得注意和改进的。

　　二、档案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档案学发展的“趋同论”与“特色论”之争

　　傅荣校：对于我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是否应该保持特色，还是与其他国家趋同，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我记得何嘉荪教授曾提出“档案学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应该是超越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王恩汉同志认为“现在似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仅就世界各国对档案的认识也都是有差别的，不同国家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对档案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连对档案的认识都统一不起来，何谈放之四海而皆准”呢?”[⑥]

　　其实，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很正常，这两种结论是学者对于档案学整体发展判断的分歧。

　　不过从近年来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学发展趋势预测和研究、以及对我国档案学的评价上看，我国档案界有不少学者也是主张消除(至少是在某一方面)特色，提倡各国档案学理论趋同研究的。

　　吴宝康教授早在1994年就指出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本来就应该总结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上升为理论高度，用以普遍指导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和国际档案事业的建设，“然而实际上过去的档案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往往是特定的各自国家的档案实际出发的，虽然这也是必然的、需要的，但终究它只能适用本国，不能适用全世界，这就是它的局限性和问题所在，是档案学成熟程度和科学水平还不高的具体表现。”[⑦]吴老进而认为我国现在的档案学，只能属于一门国家档案学层次，在整个档案学中只能是属于档案学中的一个学派，对于别的国家只有参考意义。陈兆祦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各国的档案学研究各国有某些特色，也是必然的，但是特色太多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因而档案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只适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⑧]他分析了中外档案学存在的共性后，指出：“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外分家的现象。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档案工作的分支学科之外，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到各门分支学科，均应面向世界，研究全世界档案工作领域中的问题。”

　　以上两位国内最有影响的档案学家的观点，清楚地表达特色研究的不足：水平不高;不能算作真正的档案学。当然，他们的趋同研究观点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列举了可以趋同研究的方面。

　　然而，在对待档案学发展问题上，特色论与趋同论将是两种相对的观点和态度，由于这两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如何进行中外档案学比较研究的开展，关系到如何对待洋为中用的问题，因而，对它们的取舍和评价显然应该是慎重的、辩证的，当然更大的可能，我们不是讨论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深入探讨，根据二十一世纪档案学发展的需要，找到一个连接特色研究与趋同研究的共同支点，以便更好地推进档案学的真正发展。

　　不过，我本人觉得世界各国的档案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也是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因而，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要找到一定的共性并不难，但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或基础理论，我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档案学不是自然科学，有着明确的正误判断标准，可能只能说某些理论在某一阶段或某些国家存在共性，有着共同认识，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很难判断。

　　何嘉荪：我认为对档案学研究既要重视特色研究，从而为各国具体的档案管理实践服务;也要重视所谓的趋同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共同的规律，或者说探索能称之为“真理”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使档案学的学术水平真正得到提高，真正能被称为“科学理论”，不至于感叹“档案学的学术水平不如情报学!”

　　我认为，这种对共同规律的探索，应该基于对各国特色的对比研究之上。比如对档案概念，前面提到王恩汉先生认为“不同国家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对档案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连对档案的认识都统一不起来，何谈放之四海而皆准”呢?”。但是，正因为认识不同，我认为就更应该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各国各有差异的档案概念中是否仍然具有共同点?经过研究，我认为共同点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档案(archives)的属概念是文件(records)。对这一点，除了我国部分学者以外，世界各国的人士都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里文件指的是广义的文件，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电子文件委员会于1997年定义的：“文件是由机构或个人在其活动的开始、进行和结束过程中所产生或接收的记录信息，该记录信息由足以为其活动提供凭证的内容、背景和结构所组成，而不管其形式和载体如何。” 它的特点或者基本功能：既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或者处理事务的工具，也是形成它的社会活动的凭证，并且可以唤起相关的记忆。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文件都是历史的记录(起码是文件制作形成过程的历史记录，因而能用作该过程的凭证)和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哪怕是保存一刹那的价值!)。“档案”当然具有广义的文件所具备的全部属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文件概念和档案概念进行区分，或者说，什么样的“文件”才能被称为“档案”呢?有人建议用“非现行性”进行限定，但是法国、西班牙以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档案概念中就包括现行文件;用“文书处理程序完毕”进行限定也不行，因为美国、法国的档案概念都没有与“文书处理程序完毕”挂钩。经过对比研究，我发现剩下来只有最后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公认的文件与档案的区别!那就是：档案是得到人们保存的文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们都可以接受如下观点：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的文件有机整体。但是其中，原始的历史记录和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是档案与文件共有的特性，不能用作两者的区分标准;剩下的只有最后一条，档案是人们按照一定规律有意识保存下来的文件有机整体;文件则是“自然”形成的。这才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为什么我国人所熟知的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三个条件或者说三项区分标准，只剩下最后一条才是全世界档案界普遍都能接受、不会与任何一种类型档案概念相冲突的标准呢?

　　我认为，关键在于档案实际上是对文件的全面继承。文件的几乎全部特性，都理所当然地传递给了档案，使两者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点。然而，档案对文件的继承又必须符合人们保存档案之目的，即符合人们的主体需要，否则就没有文件向档案的转化。问题是每个国家的情况并不相同，人们的主体需要因而也多种多样。有的国家觉得有必要使文件从一开始形成或收到就控制在档案部门手里;有的国家则觉得把保存在档案馆里，不再销毁的文件称为档案更妥当;我国则认为在文书处理程序完毕以后再将文件视作档案进行管理更合理;……。于是不同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客观情况和各不相同的主体需要，为文件向档案的转化定出了各自认为正确的条件或标准。这些条件或标准各不相同也就不足为怪。但是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只要人们有主体需要，也就是只要客观上有需要，文件就可以被认定为档案，而不管其运动到什么阶段，文书处理程序有否完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不管是第一价值，还是第二价值;仅仅保存一刹那的价值，还是永久价值;现行价值还是非现行价值)。正因为如此，“按一定规律有意识保存”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唯一最重要的条件和标志。[⑨]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举上述例子，就是想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比较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比如关于来源原则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基础理论，起码其基本内核是世界各国的档案学者普遍承认接受的基础理论。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到目前为止国际档案界某个学者对来源原则相关理论的阐述已经是绝对真理。相反，充其量它们都仅仅只能是相对真理，是仍然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不断向绝对真理靠近的相对真理。总之，我认为不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关键在于我们的努力是否足够到位!

　　三、我国有没有档案学原创性理论?

　　傅荣校：前段时间上海大学的宗培岭教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说实在的，当时宗老师的提问就难住了我。现在静下心来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太宏大。我个人认为，档案工作实践的中国特色似乎随处可见，无论从档案管理体制、档案工作机构、档案学教育到档案工作的具体方法，都有着中国特色，但档案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却是很难总结。因为有些工作现象、管理原则和工作方法，还到不了理论高度。

　　但如果把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看作是我国的原创性理论，那可能比较容易评价了。原创性理论分“原创”与“理论”两个方面，“原创”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也是一种认识规律的过程，即从自身使用的核心术语概念出发，进行合理的、系统的推理论证，得出事物或现象内在规律的过程。而之所以分“理论”，是为了区分“学”与“术”的关系，比如有些档案学研究，就谈不上有“理”有“论”。

　　我个人以为，我国档案学原创性的理论不是很多。有许多看观点看上去很象原创，但细细一追究，术语或思想都无非来自“二外”――要么是来自于国外档案学者的思想、要么是来自于档案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思想，广度与深度都有欠缺。实际上我国有不少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如冯惠玲、周毅、黄霄羽等就在《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己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独创性的专业理论，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相关理论之间关联研究也还比较薄弱。”[⑩]

　　当然，我国档案学发展至今，有许多论述是很具有原创意义的，如科技档案的成套性原则、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等。这些我不一一评述。不过从80年代以来，有几种理论对于我启示很大，我个人觉得接近原创性理论，值得重视。它们分别是：

　　一是何嘉荪与冯惠玲教授在80年代末期提出的“主客体全宗理论”，这一理论解决了从内伦内克到谢伦伯格在来源上的双重标准问题，创造性地把来源看作为“同一社会活动过程”，而且跟电子文件管理的来源思想联系起来。尽管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一来源观点，但这种论述是有独创性的。

　　二是文件运动规律研究，这一理论始于90年代初，这一研究起源于何嘉荪教授的思路，我个人也参与其中研究，代表作是199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一书。冯惠惠玲等学者对我们这一研究成果的评价是：“《文件运动规律研究》的作者创造性地从广义文件运动的角度，将档案学的三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文件运动整体过程的理论)、全宗理论(研究文件群体运动特点的理论)和价值理论(研究文件三是运动动力的理论)‘汇合’在一起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提出了关于全宗形态异化、文件运动动力等命题，并在文档一体化管理模式、立卷方法、档案价值鉴定体制、档案馆网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设想。”这种评价用了“创造性”的字眼，我觉得还是恰当的。因为当初的研究确实有点创新。

　　三是刘新安、桑毓域教授等学者提出的档案二元结构理论。认为档案的构成，一是文件这种实体，二是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记录;并且围绕这个二元构架演绎自己的概念术语与理论体系。我记得刚刚接触这一理论时，觉得以往档案学也提及过，但细细捉摸发现这是一种很有思想的观点，特别是用来解释电子文件管理，我觉得这一理论具有连接以往认识与将来电子文件管理的作用。我记得与张照余教授交流时，他说这一一理论的论述，概念表述相当准确，我也深有同感。

　　当然，我国档案学还有一些原创性的表述，是一种独特的论述，我在这里不一一罗列。不过关于档案学哪些理论研究是原创性的或者接近原创性的，这个问题相当有意思，我在此提出也算是对档案界本身的一种提问，目的是引起大家关注。

　　何嘉荪：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说，我们当然完全可以大讲特讲中国特色的档案工作、档案事业以及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但是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其理由有如上述，不多说了!至于所谓的原创性理论，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的档案学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谈不到“原创性”!不过，我们确实有不少理论观点在国际档案理论界具有独创性，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文件连续体”的概念源自澳大利亚。但是在我国，早在1985年就在成都召开的关于档案教育问题的全国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概念。我相信，当时我国谁也没有看到过澳大利亚的相关学术文献。而“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与“文件连续体”概念相通的。应该说，当时我国完全不具备相关的实践工作环境或基础，电子文件管理更尚未在中国落户，它基本上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朴素的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直觉得到的自然而然的结论。正因为如此，这个一体化的概念最终没有发展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但是，此后随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入，我们中国学者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件运动理论。这个理论从世界范围讲肯定具有独特性，但是目前又还很不完善，还需要在吸收文件连续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发展它、完善它。总之，我更愿意采用“独创性”这个概念，而非“原创性”。与此同时，我还想呼吁组织一批学者共同攻关，进一步发展这些独具特点的“独创性”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向国际档案界翻译介绍我们的成果，使之走向世界!

　　四、关于档案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傅荣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档案界都在寻找档案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而进行方法的研究，不少学者写过相关文章。就目前而言，在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上，有几点还是需要继续强调的，因而，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足与缺陷还是相当明显的。

　　一是方法是分层次的，就档案学的研究而言，有专门的研究方法;

　　二是方法的运用是需要有知识背景的。

　　三是档案学尚没有自己的特有研究方法。

　　不过，我国档案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些缺陷是需要特别指出的。这些缺陷，如同先天的基因缺陷一样，直接决定了某些研究，不仅起不了学术作用，反而误导研究，造成一种学术的虚假繁荣。

　　第一，过多采用罗列式方法，不重视研究档案与档案工作诸种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只论触及面，而不论层次。比如，我们在处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于强调两者的区别，把两者的区别与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体系的划分等同起来;在档案工作的业务环节的划分上，从“六大环节”到“八大环节”，几十年如一，不求变化，不考虑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只无节制地罗列，把档案学搞成一种百宝箱式的东西，导致我们许多档案学著作，内容陈旧雷同，语言乏味无趣，缺乏可读性。

　　这种“百宝箱”式的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迷惑性，首先是因为其研究不触及深度，不讲层次，可以大面积地照搬照用，不用艰苦地做科研工作，因而省事省力，许多人乐意为之;其次是这种研究结果往往能从面上填补某项空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创性，因而给研究者很有成就感。然而，这种“百宝箱”式研究模式与方法的破坏性，也就在这种富有迷惑性的面目背后体现出来了。我这里以我国传统的中药学发展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的中药学自《神农本草》始，人们就认识到几百味药物的形状、性味、产地、炮制方法与主治何种疾病，此后发现的药物越来越多，到《本草纲目》为止已识草药1892种，牛溲马勃，无不入药。中药学发展了吗，的确发展了，表现为对药物的认识增加了，但这种认识很有限，对每一种药的认识几乎停留于同一水平，到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又增加了200多种药，至此，虽不说再也无药可增，但如同百川汇为大海，增一滴不多，减一滴不少，增减都有无意义了。传统中药学这种发展模式，何尝不象现在的档案学，在档案学研究的广度上，热衷于建立档案XX学或XX档案学，是不是也到了多一门无益，少一门无害的地步?

　　第二，简单移植。移植与借用研究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档案学术思考与研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移植法”有利于加强学科的横向联系和打破单一性学科研究的局限性。然而这种方法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很容易产生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研究现象。

　　档案学研究或者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也有大量运用“移植法”的痕迹，这给我们档案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然而，“移植法”也给档案学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虽然档案学研究中移植了许多新兴学科或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公式，但有些移植并没有使理论研究更为精巧化、理论理解更为简便化，反而造成某些简单的问题研究和理解复杂化。陈永生教授在其著作《档案学论衡》中就批评过这种现象。“有些文章在论述档案学的一般问题的时候，先套用一些新名词、术语，然后再对这些新名词、术语作一番解释，最后回到原点上来论述本来可以直接论述的问题。这种新方法运用的‘三步曲’，看来一点也不经济，只不过是使用了一些新名词，术语去说明人们早已了解的事物和早已论述过的道理而已。”[11]

　　第三，直接运用哲学方法来加以研究，将辩证法原理当作万能法宝。

　　用哲学的相关原理，尤其是辩证法原理直接论证档案工作现象，在我国档案学尉然成风。当然，这种现象不光在档案界，其他学科中也普遍存在。在我开始学术研究的时候，也非常着迷于这种方法。对于档案及档案工作现象，首先进行看看能不能套用哲学原理，再去查阅革命导师的著作，能看见相关的片言只语不胜欣喜，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不过，现在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在犯方法论的错误。因此，我解剖自身，并反思我们档案界某些研究，其实也有我当初一样的毛病。比如，有不少学者在定义档案价值时，就直接从哲学上研究价值的定义模式，把档案价值定义为一种主体需要与档案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有理论性，但事实上这种研究毫无意义，是一种文字游戏。以前在认识档案起源论时，有一种阶级社会起源论，依据居然是斯大林的一段话。因为自己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现在指导学生写文章的时候，往往很注意哲学方法在档案学中的运用是否恰当。

　　当然，研究方法的运用跟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总体感觉我国档案界的整个学术背景是文科性的，研究思辨式的多，运用定量方法或系统方法的少。这一点跟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学术背景相比，有一定的差别。在档案学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的时代，研究传统档案的管理，这种知识背景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但在电子文件管理时代，这种知识背景就有一定的缺陷了。比如我们现在的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就需要有设计思路，如果按以往的研究方法肯定行不通，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而，现在与将来的档案学，肯定跟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不掌握信息技术，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深入不了。

　　何嘉荪：任何科学研究必然存在研究方法问题，这些研究方法又必然受每个研究者哲学观点(也可以说是世界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潜移默化的，不管你自己是否愿意承认，都一定如此!对我而言，我研究任何问题，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也接触过一些现代西方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但是对它们我无法完全认同。经过比较我仍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人世间最科学的世界观。我所进行的档案学研究，都是以上述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我也同时认为，所有的档案学研究都可以以此为指导。比如文件连续体理论，强调对文件形成过程和背景信息的著录，他们说这是依据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得到的结论。而在我看来，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上个世纪80年代，我正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与冯惠玲共同从文件形成过程研究文件来源问题，并且正式提出了“广义来源观”。所以我们虽然与国外学者在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有区别，但是由于是从不同的途径探索共同的规律，故得到的结论，仍然有许多共同点，可以相互补充，促进和提高。

　　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生搬硬套，而应该有更娴熟、更生动或者说“出神入化”的应用。在这方面，我有时候也做得不好。比如，我仅仅从哲学上指出了档案价值的实质是什么并据此进行研究，却没有进一步研究应该如何具体表述档案价值，或者说档案价值与其他物质价值相比独具的特点。这只能说明我的功力还不够，而绝非有人认为的 “唯物辩证法是老八股，已经过时了!”

　　另外，我也深深地体会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档案学属于管理科学，仅仅从定性分析角度进行研究肯定不够。为什么情报学的学术水平显然比档案学高一些?原因当然很多，但是与情报学者重视定量分析是分不开的。情报学的三大定律就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实，在档案管理中也有很多定量问题值得研究。很可惜，在我们那个年代，读档案学专业是不开设高等数学课的，我的数学基础因此很差，使得我只能从定性分析角度研究问题。这使我至今觉得非常遗憾!你们年轻人，数学基础比我好非常非常多，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多做贡献!

　　五、关于我国档案学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傅荣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近来不断被探讨，反映出我国档案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持有的理智态度，是档案界在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基础上，对自己所作的一次冷静反思。九十年代初档案界不少同志，纷纷对此发表了意见，深刻检讨了理论和实际部门存在着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相应的“怎么办”对策。不过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时以新的形式出现，提醒我们又需要谈一谈了。

　　我个人认为，在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有三点是需要我们共同引起注意的。

　　1、不要把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总是当作一个真命题，实际上有时它更象一个伪命题，即谈论它几乎没有意义，或者说这个命题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说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实践，这是必然的，绝对的，但并不意味着理论绝对地、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和实践联系与结合。理论与实践是主客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如果说，理论联系实际是一种科学态度，这本身就证明两方面是存在差异的，需要通过一定途径、方法，也就是通过中介和桥梁将这两方面连接起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实践，它须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同时实践也不能完全按理论设计的模式发展。我们根据认识论规律在谈论理论联系实践、理论结合实践时，也必须同时看到另一种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促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脱离，使两者不能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看，我们对待理论与实践这一矛盾的态度也必须是两方面的，既要看到理论联系实际是必然的.也要看到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离也是一种必然的。我们不能设想，如果理论完完全全反映了实践，百分之一百地指导实践;而实践也完完全全符合理论的设想，丝毫不爽地按照理论所预定的模式去发展，那么在该个实践中如何还能有新的理论的产生。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设想会存在那么一种理论完完全全扭曲实践，而实践也绝对排斥理论、否定理论的现象存在。

　　因而事实上理论和实践是两条不断相互向前延伸的线，有时平行，有时相交，但不可能永远重合。我们希望理论能够联系实践，结合实践，但是有种种因素阻止它们的联系和结合，使它们相互背离，存在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对理论与实际的同一性抱悲观、消极态度，认为两者的相互背离是必然的。事实上这两者要完全地相互背离也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主客观因素又会迫使它们不断趋同、不断联系和结合。

　　2、理论脱离实际，是因为研究者对于实际了解不够。我国档案学的研究主体是高校教师，对于理论的阐述与新趋势把握能力很强，但实践经验相对不足，这一点跟国外档案学研究很不一样。国外的研究主体是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进行的研究基本是以问题为导向，目的是提出解决方案。而在我国档案学所有的研究类型中，相比较而言，最火热的是基础理论，这种研究跟实际部门关系不是很大，距离比较远，很少能引起实际工作部门的兴趣，获得实际部门的共鸣。而有些应用问题的研究，由于对实际工作的经验与感悟不深，研究者提出来的解决方法与方案可能缺乏针对性，不能被实际部门采纳。

　　3、我国档案实际部门的人员缺乏研究动力，不能很好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果更直观地进行描述的话，那基本是一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的关系。不客气的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部门对于研究问题的兴趣一直不高。主要原因是缺乏推动力。特别是档案馆的人员和行政单位的档案室人员，基本上是公务员编制或靠公务员编制，不能晋升职称，结果造成他们不再专心于研究。这些年这种情况我深有体会。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很难形成整体的研究团队，这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是非常不利的。因而，这在一定程度加剧了理论论述多与实际方法方案少的局面，从而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良的程度。

　　何嘉荪：我们有些同志貌似“实践派”，实际上他们要求“实践”按传统理论规范或者按老经验打转，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或者说他们并不愿意根据已经发展了的实践发展理论!比如我与冯惠玲在提出“广义来源观”和客体全宗概念的时候，有人强烈质疑，认为我们脱离实际，用抽象的词语故弄玄虚,是要搞乱全宗!殊不知，我们正是面对已经在我国大地上存在着的大型科技档案有机整体，对这样一种客观实际进行科学抽象，才得到我们的结论的!没有来自实践的科学的抽象，就没有科学的理论。这正是我们力图理论结合实际的实例!怎么能说是理论脱离实际呢?由此，我非常同意你刚才所讲的第一点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与此同时，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倾向。在理论发展的大潮中，总有人出现这样那样不符合潮流的倾向或者表现。但是，最终整个潮流必然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客观规律。只要我们未来能在继续积极对外交流的基础上，协同合作努力打攻坚战，我国必定能起码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傲视世界群雄!

　　结束语

　　对于档案学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评价角度、立场与观点，存在分歧与争议都是正常的。在以往的档案学总结、回顾及档案学的自身反思，构成了我国档案学的一种热点研究。正确评价我国档案学的现状、水平，对于指导档案学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致力于档案学的核心理论进行深入的创新研究，是带动档案学整体发展的支撑点;而注重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改变，注重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调整，则能让档案学发展有不竭的发展动力与活力。认识上存在分歧不是坏事，而进行学术交流则更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档案界共同关注和研究上述这些问题，以推进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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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第1页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1982年第一次印刷(校内用书)

　　[②] 陈兆祦：《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规模条件和成就》2000年第5期《档案学通讯》

　　[③] 李财富：《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2002年第3期《档案学通讯》

　　[④] 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2004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

　　[⑤] 何嘉荪、潘连根：《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正确道路》1999年第5期《档案学通讯》(注：何教授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

　　[⑥] 王恩汉：《从实事求是到中国特色――-再谈档案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2002年第11期《档案与建设》

　　[⑦] 吴宝康：《论国际档案学的建设》1994年第6期《档案学通讯》

　　[⑧] 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1998年第7期《兰台世界》

　　[⑨] 何嘉荪：《从世界范围研究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从电子文件的网络实时归档说起》，《北京档案》2000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01年第 1 期转载;

　　[⑩]　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续》2005年第5期《档案学通讯》

　　[11] 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年出版　第100页

　　作者简介：

　　傅荣校：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博士、教授，中国档案学会理事、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何嘉荪：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浙江档案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