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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2wmii.html（胡鸿杰的博客）

                                         《基于范式论批判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序

　　1996年9月2日至7日，主题为“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大会除了第一次在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召开、为历届国际档案大会参加国家和地区人数最多等提振中国档案界信心的事实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加拿大学者T·库克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学术报告，这篇学术报告使词语疲乏的中国档案学术界如浴春风。沿着这种思路，T·库克在2011年的《四个范式：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学观念与战略的变化》一文中，有关“证据范式、记忆范式、认同范式、社区范式”的提法，又给了善于“追星”的人们久旱逢甘雨般的兴奋。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各种冠以不同“范式”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蔓延在中国的档案学界。

　　其实，对于范式理论演绎，绝对不是T·库克的原创。因此，要了解范式的基本含义及其使用领域，应该回到范式的始作俑者T·库恩（ThomasKahn）那里。库恩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他在攻读物理学博士期间，对科学史发生了兴趣，其科学观也逐步形成。1958年到1959年间，库恩在斯坦福行为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他发现各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和科学方法的本质存在着许多深刻的分歧，而自然科学家对这一切也没有更可靠、更稳定的答案。他还发现，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所特有的根本原则上的争论，在自然科学的各部门却没有—这缘于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意见的一致。这种“一致”是解决问题的一组标准事例。于是，库恩就找到了阐述其科学观的核心概念—范式。根据这种核心概念，库恩于1961年完成了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那么，问题来了——库恩所使用的范式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对于范式的内涵，虽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不同的表达，但其基本的意思是指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具体来说，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言而喻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或价值关怀）、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的总和，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野与理论参照体系，并进而形成一门学科的理论传统和研究取向。由此可见，就像逻辑起点是一种研究起点而不仅仅是研究起点一样，范式是一种理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

　　在众多关于范式的文章中，孙大东博士的《基于范式论批判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应该说是最走心一部力作。文章通过认真梳理范式理论的形成及其争论，在明晰范式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档案学范式研究存在在主要缺陷，即中国档案学范式研究中词源问题的违误和范式的滥用现象，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关键问题：比如，档案学是否形成范式？档案学是否存在范式的多元并存？档案学范式是可通约还是不可通约？等等。

　　范式作为一种鉴别科学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状态的理论形态，无论其推导过程和应用前景如何，其基本界定还是在于科学共同体及其价值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学共同体，其后的一切说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假说。正如孙大东博士指出的那样，“科学共同体在学术公共空间开展自己的科学活动，而范式只有进入学术公共空间进行传播才能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和利用，这也即是学术公共空间与范式理论的内在联系。而其中，科学共同体是主体和主导力量”，而“中国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有严格的准入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一门学科就像城市环线上行驶的廉价交通工具，那么这门学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科学研究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这种“价值观和信仰”只能用其学术成就来展示和表达。孙大东博士的《基于范式论批判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就是“展示和表达”档案学术共同体“价值观和信仰”一种形式。当然，这种成就的前提是包括孙大东博士在内学术共同体成员不离不弃的追求！正如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