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世纪之交，此时匡正档案学的发展轨迹，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档案学已走过了将近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其间经过了：从无到有，从经验到科学，从学科单一到具有逐步完善的学科体系，就档案学的年龄与它的成果丰硕程度来说，档案学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就档案学与其它一些学科相比来说，档案学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表现在：档案学理论研究本身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档案学理论还不能与档案事业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本质无穷接近，对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不能作出有力的回答，这是在档案学理论建设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从不成熟到成熟是理论建设的普遍规律，但，我们能减小这些现象发挥作用的范围，从而达到防微杜渐。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对档案学的成长不无裨益。
一,档案学理论深刻性的标准
    理论的深刻有绝对深刻和相对深刻两个标准，绝对深刻是针对某一理论本身而言的，相当于数学上的绝对值，是理论深刻性的标尺。相对深刻是针对某一理论与其它理论的联系中来说的，相当于数学上的比值，是理论深刻性的影像。理论的绝对深刻与相对深刻是一对统一的概念。在其他学科深刻性不变或稳步增长的情况下，绝对深刻的增加就是相对深刻的增加，相对深刻的增加就是绝对深刻的增加。但它们又是对立的，它们的评价标准不一样：绝对深刻是看理论本身与事物的本质接近程度，相对深刻是看其它理论的绝对深刻度及二者绝对深刻度的比较。我们判断档案学理论深刻性的时候，不能把标准混淆了，否则就不能得出档案学理论深刻性的正确判断。
    1、非经验性
    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①由此可知，科学的档案学理论是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对档案事业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而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各种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②规律与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是指：“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③可见，档案学理论决非漂浮于档案或档案工作表面的所谓经验之谈，而是档案工作者运用一定的认识方法或手段靠艰苦的抽象劳动得来的对档案现象的深刻认识。
    2、创造性
   科学的档案学理论决非是对已有理论的移植和临摹，也决非是对上位类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经过艰苦思维劳动得到的关于档案学自己的理论。在强调创新精神的今天，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
    3、彻底性
    理论具有层次性，档案学理论也是如此，它不应该仅仅追求在某一个层面上把握了档案的本质。如档案价值研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档案价值研究的意义上，而还要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原则以及档案价值变化规律。
二、档案学研究理论何以不太深刻
    1、 档案学是一门专门性学科，而不是一般性学科，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指导范围。它的“深刻性”必须限制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无限制地上升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人类。也就是说档案学的非深刻性有“先天”的因素。再者档案学也具有层次性，每个学科的抽象程度是不同的，如档案学基础理论就应该比较深刻，而档案保护技术学就应该是具体的而不应该是抽象的，档案学分支学科的非深刻性也有“先天”的因素。
    2、中国档案学家底贫穷
    中国档案学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理论准备而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如果不过与拘泥档案学存在的理论形态完备性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档案学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④建国初的中国档案学是面向过程而非对象，主要研究档案工作的业务技术方法，很少从“学”的角度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进行阐释，在业务技术方法上也照搬了图书馆学的一些成果。建国后，由于档案学研究人才普遍素质不高，因此很多研究也处于经验主义阶段。“文革”期间，中国档案学研究全面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国档案学面临丰富的社会实践，受到了一些挑战，这时提出了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正确抉择，中国档案学理论的深刻性才有了一丝光芒。
    3、把握不住抽象度
    档案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对它进行指导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太抽象，档案学基础理论另当别论。我们须知，并不是越抽象越深刻，抽象须保持一定的度。如果无休止地抽象，就会像黑格而说得那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⑤当然，档案学理论也不能下降到所谓“经验之谈”的层次，它要遵从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统一的原则来完成对档案工作指导的历史使命。目前，我国的一些档案学理论存在着抽象过度的倾向。如对于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研究，有些学者简单地照搬了信息资源开发的理论，整篇文章不见"档案"二字。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必须着眼于档案的特点如原始性和内向性来进行，着眼于档案的特点研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正是档案学存在的必要。
    4、科研与实践结合松散
    高校教师、档案专业刊物编辑和少数档案实际工作者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完成者，这两类研究人员均有优缺点。高校教师、档案专业刊物编辑理论功底深厚，但经验不太丰富，又受教学所累。档案实际工作者经验丰富，但受经验的影响，有较强抽象能力的较少，又受公务所累。高校教师、档案专业刊物编辑的研究容易到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档案实际工作者的研究容易导致实际脱离理论的倾向，“这个队伍中绝大多数人从事行政管理和档案管理工作，忙于具体工作，很难潜心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即便是撰写一些档案学论文也往往局限于具体工作的范围内就事论事，难以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去概括。”⑥若要防止这两种倾向，上述两种研究力量必须加强合作。笔者一直主张让高校教师、档案专业刊物编辑到档案实际部门挂职操练几年。我国一直缺乏专职档案学研究人员，建议多建几个档案学研究所，选派具有较强研究能力又有工作经验的研究人员专门进行档案学研究。
    5、对方法的过分崇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就是工具、方法。重视方法的研究是世界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方法在世界学术史上也确实起到了“善其事”的作用，但由于人为因素，也导致了对它的过分崇拜，好像掌握了方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种观念误区会导致用方法代替理论的“代替”，这样就会导致因简单地演绎方法使理论缺乏具体性而不深刻，或生搬硬套方法而使理论抽象过度而不深刻，也会导致研究人员的思维懒惰。其实，正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方法就在真理之中。李泽厚教授在谈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时,对“方法论热”作了批判，他说：“我同意林毓生的话，方法好比篮球规则，背的再熟，该不会打篮球还是不会打篮球。”⑦
    6、没有良好的学风
    笔者一直主张加强档案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因为档案学研究人员的性格、品质等主观因素是影响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学术研究是一项复杂的思维过程，需要广泛占有材料，深入的调查研究，不适当地追求学术研究的进度，就会使研究停留在“表层开发”而缺乏应有的深度。功利主义是学术研究的大敌，我们时常讲这一句话，但，论文重量而不重质的倾向尚未改观，职称评定还一直困绕着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哲学也一直使我国档案学研究人才入不敷出。为遏制上述现象的发生必须加强学术人格的培养。
    我们一直在讲“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目前，档案学学派单一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一直讲要扶植档案学新人，但档案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数都是固定几个人的，且有新意的也不多，笔者并不是反对发表“学术旧人”的文章，而是主张在同等水平的条件下，优先发表学术新人的作品。最近，《档案学通讯》编辑部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我想这是扶植学术新人的好办法，它对于提高《档案学通讯》的学术质量也有很大的作用。学术和行政是两个具有不同要求的领域，学术在于求真，行政在于求统一。学术研究选题无禁区，学术研究不应屈从于行政，行政不应干预学术研究。而我国的一些档案学学者在选题时没有开拓精神，喜欢选一些阐释性选题，而对那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稍有抵触的选题就回避。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就终止研究。由于档案学的社会科学性，这一现象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档案学研究。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深的思维过程，不付出一定的思维劳动是不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在我国的档案学研究过程中，有些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喜欢选一些容易出成果的课题。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主要涉及了：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事业史等，而对于档案术语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则很少涉及。这种科研选题上的拈轻怕重是造成我国档案学研究不全面从而不太深刻的主要原因。
    7、人才结构单一
    笔者认为，由于现象的复杂性，某种现象单靠一种学科是无法进行彻底研究的；一种学科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有限的，要想取得快速发展，它必须借外力。在档案学学科性质的大大讨论中，很多学者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有待商榷，但由于档案现象的复杂性而需要多门学科的参与是肯定的。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档案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主要参与者来自历史、档案两个专业。档案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研究档案学有“近亲繁殖”的弊端。历史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适宜于搞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专业史的研究，但容易把档案学搞得过于抽象（注：以上所述只是从倾向性的角度来说，不是绝对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己的专业弊端，完善知识结构）。在人才的结构设置上，我们要坚持多样化的原则，因为"不同专业的融合，常会取长补短，相互碰撞，产生新的观点，产生新的思路。"⑧
    8、档案学学术评论不力
    学术评论属于档案学反思的范畴，我国档案学在形成之初就缺乏反思的自觉性，一直到80年代才有档案学学术评论之类的文章问世。档案学术评论有如下功能：⑴、活跃学术气氛，增强学术研究的活力；⑵、推广和介绍档案学研究成果；⑶、把档案学研究引向深入；⑷、化分散的档案学研究为集中式的研究。在某一段时间内，档案学研究出现了经验化倾向或抽象过度的倾向，可通过档案学学术评论的办法加以制止。建议以后各档案专业期刊开设“档案学术评论”专栏，档案学会各分支学会定期对近期档案学术研究进行评论。
    9、定量研究不足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仅仅作定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科学以定性研究而见长，这也是社会科学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很多学者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原因是它的研究成果的主观性、政治性以及缺乏数据而导致的难以证明性），一定的定量研究是成为科学的标志。
    从文件运行四阶段论到档案价值扩展率，从档案机密程度递减率到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都是典型的定性描述，只有档案统计、档案利用率等少数方面可以看到零星的定量研究成果。定性研究是面的问题，定量研究是深度问题。档案学要走上精密科学之路，就必须完成从定性到定量的转换。具有充足经验规律积累的学科完成从定性到定量的转换难度并不是很大，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把科学坐穿"的探索精神。
为避免上述不良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加强档案学科研管理，这可以通过强化档案学会的组织和协调功能来实现。
注：
    ①《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②徐汉田 侯经体 董小麟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114页。
    ③同②。
    ④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⑤转引自：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⑥杨继波：《盲目性是档案学理论的一大缺点》，《档案工作》1989年第3期，第29页。
    ⑦博凡：《李泽厚教授谈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何以不深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2页。
    ⑧舒国雄：《依法治档，开拓前进----深圳档案事业20年回顾》，《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5期，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