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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杰: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发凡
【发表时间:2017/8/9 19:16:45】 【字号: 】 【颜色: 绿 】 【背景: 绿 】 【浏览次数:

本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2wyqj.html  

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发凡

  [摘要]学术著作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相对学术期刊而言,学术著作的评价亟待加强,但不应囿于“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路径,有必要借鉴图书馆和出版界的经验,从包括内容、形态和效果等综合质量出发,建立学术著作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而完整、准确地反映学术著作水平。而《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的出版,正好为档案学术著作的评价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可能。

  [关键词]档案学;学术著作;学术评价

  由《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策划的《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一卷至第五卷已经出版,第六卷在出版社的编辑过程中。这部丛书收录了1890 年代至2010年代31位作者的30部作品,内容涵盖民国时期的13部“旧著”、台湾地区的代表作、大陆地区的“学史”和“学论”部分,以及欧美档案学的早期著作。丛书以“经典”的眼光审视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回顾档案学的学术成就,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为后世学术发展提供启迪和示范。如果按照冯惠玲教授的说法,丛书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中外经典,需去除偏激与盲从,以温情与敬意,接过前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和创新精神,以解决时代发展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建立新的学术典范。 [i]

  按照常识,在人们的记忆中,能够影响自己一生的文字作品,比如,《资本论》《人类简史》……等等,往往是一些好书或者可以称作经典著作。也就是说,这些“好书或者经典著作”在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历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学术界的一些现象正在颠覆着人们的常识。在这些现象中,“核心期刊”说、影响因子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而不论哪种说法,都是建立在期刊以及登载的论文基础上的,甚至左右着学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个人认为应该以《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研究为分析蓝本,不忘初心、正本清源,恢复“好书或者经典著作”在包括学术发展在内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纠正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偏差,保证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1 “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前世今生

  据说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而非具体学术评价的工具。但在实际上,这种源自文献计量统计方法的结果,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评价与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1.1核心期刊的“诞生”

  在我的印象中,核心期刊不过是一些图书馆为了节约资源所进行的采购行为,即用尽量少的钱买一些有代表性的少量专业期刊,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怎样认定有代表性。我个人觉得,这实际上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比如,有人喜欢吃菜且资源有限,那么核心蔬菜也只能是某人喜欢吃的那几种。之所以是“某人喜欢”,就是这些人既不能要求别人家也吃他们家的核心蔬菜,更不能让那些吃肉的人家从此不再吃肉。这事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各朝的帝王,如果非要推行核心蔬菜,恐怕都有相当的操作难度。而当下核心期刊的大行其道,不仅让各朝帝王望尘莫及,也让出版主管机关一头雾水。尤其是学术界都像被洗了脑似的追捧这玩意,真不知道是哪位法师施的魔法。 [ii]

  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

  1931年著名文献学家B.C.Bradford于二十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描述文献分散规律的经验定律。布拉德福定律的文字表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为对应这个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n:n2(n的平方)的关系。依据布拉德福定律,某时期某学科1/3的论文刊登在3.2%的期刊上;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了二次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发现75%的文献出现在10%的期刊中;1971年,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统计了参考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发现24%的引文出现在1.25%的期刊上,等等,这些研究都表明期刊存在“核心效应”,从而衍生了“核心期刊”的概念。

  根据我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经历,杂志或者叫做期刊,应该属于一种同人出版物。也就是说,是一些志趣相同的人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园地。用更时尚的语言描述,其中的学术期刊,就应该是帮助学术共同体的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的杂志;推广与发行学术杂志的目的,是将学术界的新成果以利于传播的形式介绍给更多的读者。至于一本杂志的质量优劣,则取决于杂志上刊登的论文的水准高低、读者口碑好坏。这样的标准,应该是千百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常识。

  然而,核心期刊出现正在颠覆或者部分颠覆“千百年来已经成天的经地义的常识”。在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甚至出版系统,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几乎成为考核、评估的基本指标。在年度考评、晋升职称、评优获奖以及考研答辩、学位点申报、科研质量检测等方面,都以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数量排序评定。只有在被各自单位所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可以作为以上活动的依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意味着一些符合核心期刊遴选条件的期刊,即如落入布拉德福定律“核心区”的刊期就一定是该学术领域中的重要期刊,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则一定是该学术领域中的代表作。这种现象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违反常识。因为简单的数理分析不能说明“核心区”内期刊的优劣,有关这个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本优质的期刊,也不能保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优质的;同理,一本非优质的期刊(姑且暂时使用这个提法),其中也难免出现一些优质的文章。那么既然如此,核心期刊还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呢?说到底,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管理者的懒政行为——反正就那么一些资源,又一时难于鉴别,既然布拉德福证明存在一个期刊的“核心区”,那就姑且听他的吧,于是落入布拉德福定律“核心区”的期刊就成为了核心期刊。其他期刊因为没有话语权,如果还想进步,只能想方设法进入“核心区”。

  1.2影响因子的“游戏”

  能够让核心期刊地位不断巩固的是另外一种“游戏”,即影响因子。被称为“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于1964年首次出版SCI报告,并于 1973、1978年相继推出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HCI),1975年开始逐年出版SCI的衍生产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报告),JCR报告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被学术界认同的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就在JCR报告中。这个排名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江晓源教授指出,他每谈及影响因子,必称之为“游戏”,这不是故意要对它出语轻薄。要知道,发起任何“排名”游戏,都是极富江湖色彩的行为(旧社会黄色小报发起“花榜”就是典型例证),而影响因子游戏,当时就是一个无名之辈发起的对全球科学期刊的排名游戏,这是何等的视野和气度?当真是“儿抚一世豪杰”! [iii]

  像所有游戏一样,影响因子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影响因子IF = A / B,如果以2015年的某一期刊影响因子为例,其中,A = 该期刊2013年至2014年所有文章在2015年中被引用的次数; B = 该期刊2013年至2014年所有文章数。经过不断优化,影响因子公式可以表述为:

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发凡

  只要具有小学算术知识,就可以明白这个“游戏规则”的玩法取决于公式分子和分母的变化。具体地说,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仅指学术论文。因此,利用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所暗藏的玄机,只要将期刊“两栖化”,即刊登大量大众文章吸引更多读者,同时大幅减少学术论文,这样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就会很小,影响因子值就会很大。目前《自然》《科学》《柳叶刀》等世界排名前20的著名期刊都是这种“玩法”。此外,据业内人士介绍,就是办综述性质的期刊,或在期刊上尽量多发表综述类的文章。因为人们不难发现,综述(review)文章天然具有高引用优势。比如,在2017年6月最新一轮影响因子排名中,前20家期刊中就有9家是综述性质的期刊。

  据说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论著《科学社会学》中,在其多年老友加菲尔德正式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前夜,就曾经表达了对“游戏”的担忧:“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有失控的危险。在对其经常的无批判的应用中,人们忽视了许多方法论问题。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iv]

  非常不幸的是,默顿担忧的情形如今已经全部变成现实,SCI和影响因子已经本末倒置,从辅助评判手段变成了学者极力追求的目标。

  2 学术著作:不该被忽视的评价因素

  学术著作是指作者根据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科学研究的成果撰写成的理论作品,该著作应对学科的发展或建设有重大贡献和推动作用,并得到国内外公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图书的版面字数不应该少于8万字,即以32开标准本计算,大约3到4个印张、49页。也就是说,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图书应该基本符合这种规则。

  2.1学术著作的“指向”

  顾名思义,学术著作是指为了积累和传播交流人类在科学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而创作的具有专门性、理论性和系统性的作品。属于学术著作的图书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学术著作记述有作者进行科研活动所获得的新知识,即科研成果;这种科研活动可以是理论探索、实验、实地和实物观测、社会调查、前人留下的资料分析整理等等。二是学术著作的内容通常集中于某一专题,其表述有一定的深度和系统,因而具有专门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三是学术著作记载的科研成果主要是供给同行专家和知识层次较高的对此有兴趣的人阅读,通过他们实现其社会效益。科学活动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而从事科学研究研的个人随着研究的深入所能进行深索的知识范围日益受到局限,因此学术著作类图书的读者十分分散,每一品种读者群相对一般图书要小。 [v]

  在学术评价以及出版评价体系中,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图书应该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这种地位至少不能低于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有人认为,采用以影响因子为依据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是国际共识,我国引进或者借鉴这种评价方式是与国际接轨。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刘津瑜在《美国人文学科是怎样做学术评议的》一文中谈到,“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期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中文的或英文的都没有,能否毕业、获得博士资格和是否有文章发表没有关系。虽然博士毕业的要求因学校因专业而各有不同,但人文学科通常对博士生不做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导师是否鼓励学生发表文章也因人而异。” [vi] 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研究型大学中人文学科的教授、学者一般都要求有一部得到同行认可的专著。这部“得到同行认可的专著”随着大学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水准,而学术专著“水准”的界定主要倚重同行评议。这种同行评议并不止于项目的成功申请或书籍的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出版的当年以及其后成为必读的著作,一般都会有不少书评。许多学术期刊都有“书评”栏目部分,其中包括了书评是同行评议的内容。当然,这些书评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不同的书评在侧重点、总体意见方面大相径庭的情况并不鲜见,曾遭受尖锐批评的著作也未必就注定日后会成为被淘汰的作品。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个“国际”上,期刊论文的评价并不是学术水平、学位资格的唯一标准。相反,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却是比较突出。这种对学术著作的认同程度,随着所属机构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而不断提高。在对学术著作水平的确定方面,同行评议无疑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有不是唯一的内容。对一部学术著作的意见相左,并不是学术著作优劣的唯一指标。这种探讨给予大家的启示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学术评价应当考虑“核心期刊”之外的许多因素,比如学术著作,而这些因素往往是更有科学含量的因素;其二是学术著作的评价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体系,不应该用单一的内容以偏概全。

  2.2学术著作的“质量”

  既然学术著作是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内容,那么就探求和建构学术著作的质量标准体系。

  日前,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推出了一套《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该报告基于中国大陆建国以来出版的422万余本图书被近3年国内期刊、博硕、会议论文的引用频次,分学科、分时段遴选高被引优秀学术图书予以发布。据研制方介绍,他们统计并分析了2013-2015年中国学术期刊813万余篇、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101万余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39万余篇,累计引文达1451万条。根据统计数据,422万本图书至少被引1次的图书达72万本。研制方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72万本图书划分为105个学科,分1949-2009年和2010-2014年两个时间段,分别遴选被引最高的TOP10%图书,共计选出70911本优秀图书收入《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统计数据显示,这7万本高被引优秀图书虽然只占全部图书的1.68%,却获得67.4%的总被引频次,可见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在同类图书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报告还首次发布各学科“学科h指数”排名前20的出版单位的评价指标,对客观评价出版社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学术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该报告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出发,评价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弥补了以销量和借阅等指标无法准确评价学术图书的缺憾,但是仅仅“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评价学术著作,似乎在走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老路”。因为“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不过是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图书评价的一种指标,而学术著作的质量应该由其本身的各种因素构成。在以往新闻出版主管机关颁布的法规中,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4项,分为合格、不合格2个等级。 [vii] 除了在内容方面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的规定外,还规定了图书的差错率不超过1/10000,图书的整体设计和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底、勒口、护封、封套、书脊)、扉页、插图等设计均符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行业标准《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CY/T 2-1999)等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我个人认为,作为图书出版中翘楚的学术著作,应该既达到图书质量的合格要求,也要有高于一般图书的质量追求。不然的话,学术著作就很难拥有“包括学术发展在内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学术著作的质量评价方式包括了基于图书或图书馆的价值评价、基于同行评议的内容评价、针对学术类图书的评论活动和对包含学术著作的图书统计行为。其中,“基于图书或图书馆的价值评价”是依据美国图书馆学之父杜威(Melvil Dewey ) 1876年提出的“选书价值论”( Ualue Theory )注重图书本身的价值, [viii] 以克特(Cutter C A)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需求论”( Demand Theory )强调读者需要有各自的特点, [ix] 以及英国麦考文(Lionel McColvin ) 1925年在《公共图书馆选书理论》中提出图书价值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理论。 [x] “基于同行评议的内容评价”作为一种学术评审程序,就是选择该领域的其他专家对学术著作进行评审的一系列做法。同行评议包括双盲评审(Double blind )、单盲评审(Single blind )、开放式评审(Open)、署名评审(Signed)等。如上文中刘津瑜所述,同行评议在出版界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著作质量保障机制,一般也广泛应用在图书选题、学术影响力评价和国内外的综合性评奖过程中。至于针对学术类图书的评论活动和对包含学术著作的图书统计行为,则多为第三方媒体或者发行公司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图书进行的排名活动。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些指标和因素与学术著作的质量存在相关性。

  从介入学术著作评价的机构方面看,包括了图书馆、出版社和科研单位三个主要来源。在这些学术著作评价的“来源”机构中,图书馆系统是基于资源采购和馆藏建设的需要对对学术著作进行评价的。图1是一个商业性图书馆文献采购咨询机构的评价体系。 [xi] 此外,随着一些如Google Scholar这类数据来源广泛、图书信息较为丰富的引文数据库的建立,通过引文分析确定学术图书的“核心书目”或其他的“核心”指标成为可能。其原理与“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大体相同。

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发凡

  出版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评价,通常指围绕着学术著作的选题进行的。即出版社根据一定的目标(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而选择一定类别的学术著作进行出版,这在客观上是一个对学术著作进行初步评价的过程。一般而言,出版社对学术著作的评价会关注其作者的权威性、内容的创新性、市场可行性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胡红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国内20家学术出版机构的主编进行调查咨询,对其选题过程中重点考量的指标按百分制进行打分,得到如图2的统计信息。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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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科研单位基于科研评价的学术著作影响力分析,通常采用与学术论文一样方法,即通过“参考文献”的方式来反映其所援引文献的著录事项,其中参考文献(或称为“被引用文献”)与正文(或称为“引用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便为通过科学计量学的引文分析方法提供了数据基础。这些就是“核心期刊——影响因子”一种具体应用。

  如此可见,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学术著作评价在“包括学术发展在内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但如何避免重走“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覆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1经典评价的现状

  ​​​​由于学术著作评价主要以单本著作为评价对象,文献述评很难全面准确地获得与课题研究非常相关的学术文献。因此,经典评价课题组针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组“档案学+著作”的方式,以“篇名”作为检索项,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2017年1月21日),查检出相关学术文献14篇;学科类别设置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关键词设置为“评”“读”,以“篇名”作为检索项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2017年1月21日),分别查检出论文165篇、148篇,经过去重、去无关文献之后,共124篇文献与本课题有关。根据检索结果来看,14篇关于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本世纪初及最近5年,而书评式文献则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周期。具体检索数据如表1所示:

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发凡

  国内评价民国时期“十三本旧著”的成果数量最多。从检索结果看,有2篇文献是关于“十三本旧著”的综合评价,其他则主要是对“十三本旧著”中的某一部进行评价;2013年,《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以《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形式将“十三本旧著”以简体字形式重新出版,为学者再次回顾与分析民国时期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为大家重新评价民国时期“十三本旧著”的当代学术价值提供了可能。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档案学早期的著述是否可以称为经典呢?

  首先,从图书出版的角度看,经典就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从当年多数著述出版方的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延续至今“十三经”的称谓,这些著述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历史选择”和时间的考验,具有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学术趋势交融的特质,已经成为档案学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其次,从作者角度看,经典就是“自圣贤述作”。在当年参与这些著述人员中多为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如甘乃光、滕固、何鲁成、周连宽、程长源、龙兆佛等。如果说这些档案学的“启蒙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在早年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对他们把握档案的功用和寻找档案学的切入点起着重要作用。上推八十余年,在一个相对动荡的国度,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和管理领域背景的研究者应该可以归入贤能的行列。即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具备这种资质的档案学人也仍然是凤毛麟角。因此,《公牍通论》、《县政府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与整理》、《档案管理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公文之简化与管理》、《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档案科学管理法》、《公牍学史》、《公文处理法》、《档案管理法》、《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归入《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是实至名归。[i]

  此外,吴宝康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是1980年代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档案学术著作,也是学界广泛引用与评价的学术文献。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著作有了突破性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如陈永生的《档案学论衡》、李财富的《中国档案学史论》、胡鸿杰的《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以及何嘉荪与傅荣校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等都是被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评价最多的著作。《档案学经典著作》也用适当的卷次收录了这些著作。

  国外档案学界对档案学术著作的评价相对常态化,国际三大档案学科顶级期刊AmericanArchivist,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ria均设有Book Reviews栏目,该栏目每期刊发4-5篇档案学术著作的评价性成果。以1950年为起始时间,截止到2016年底,三大档案学顶级期刊共发表Book Reviews栏目文章800余篇,大部分被评价的著作成为档案学界推崇与评价度较高的著作,而其中部分早期经典著作己被引入我国,如戴维·比尔曼、特里·库克、迈克尔·库克等学者的著作。引入我国的两本国外著作一一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一一原则与技术》与荷兰档案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一一被国内档案学者评价最多,多数成果成文于1990年代中期。[ii]在编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第六卷,收录了[荷] 斯.谬勒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美] 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英] 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加拿大] 泰勒的《档案材料的整理与编目》和[英] 库克的《档案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档案学经典著作》的出版,为档案学术评价提供了先决条件。而经典评价则可能推出一种为后世遵循的档案学研究模式(理论形态)。

  3.2经典评价的指标

  根据图书馆和出版界对学术著作的评价经验,经典评价应该兼顾内容、形态和效果三个方面。

  在内容方面,经典评价需要涉及档案学术著作的选题的创新程度、理论的价值、学科的地位、作者的影响力、同行评议的结果,以及语言文字的规范程度等。其中,“选题的创新程度”主要体现在学术著作原创与“借鉴”的比例,即不能是在他人(国)成果基础上的解释性作品;“理论的价值、学科的地位”主要是指在“创新程度”的基础上该学术著作在档案学科中所处的领域和地位,即究竟是基础、根茎还是枝叶;“作者的影响力”既是指学术著作的作者在档案学科中知名程度,也与其作品的“创新程度、理论的价值、学科的地位”密切相关,还必须对作品作者(合作者)的数量有比较严格的限制;[iii]“同行评议的结果”是经典评价的重要指标,其可靠程度取决于“同行”的地位、水平和认真程度,但不能顾及个别“同行”的一面之词;“语言文字的规范程度”包括了作品的结构、语言、逻辑等一系列问题,是经典评价的重要因素。

  在形态方面,经典评价需要涉及学术著作的版本、出版方的声誉、学术著作的价格,以及学术著作的装帧印刷水平。其中,“学术著作的版本”主要是指学术著作的出版的时间,作为经典评价的指标,学术著作出版时间不宜少于10年;“出版方的声誉”既包括出版方在专业主管部门的认定中处于的层次,也包括出版方的社会影响与读者口碑;“学术著作的价格”应该在“保存学术著作的尊严”与“读者认同”之间取得平衡;“装帧印刷水平”则必须符合甚至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在效果方面,经典评价需要涉及学术著作的发行数量、图书馆借阅量、学术著作的引用率,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效益。其中,“发行数量”是指学术著作应该达到一定的传播规模,否则其影响力会大打折扣;“图书馆借阅量”则说明读者对学术著作的认同程度;“经济、社会效益”则可以通过如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国政府出版奖等综合性奖项评审和全国科技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专业性奖项评审活动,以及一些成果应用(转化)报告体现出来;“学术著作的引用率”可以借鉴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以及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结合学术著作的具体情况,建构经典评价的应用方式。

  由此可见,经典评价与“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综合性,即以一系列的主客观的指标,全方位地体现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水平。

  4结论

  《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的出版,为包括经典评价的学术著作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完整意义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研究则必须建立在对以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客观分析,以及学术著作各种指标综合考量的前提之上。有鉴于此,经典评价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档案学经典著作的学术研究,还对于建立学术规范、引导学术活动、促进学术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就像任何理想的规划都不等于理想的结果一样,经典评价成果的实现还必须仰仗学术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但不论结果如何,作为一名学界和出版界的从业人员,提出并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

  [2]胡鸿杰.胡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6.

  [3] 胡鸿杰.漫谈档案专业期刊的质量[J].陕西档案,1991(5):24-25.

  [4]江晓原,穆蕴秋.学术杂志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EB/OL]. 2017-06-26[2017-07-26].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433.

  [5]同上。

  [6]刘津瑜.美国人文学科是怎样做学术评议的[EB/OL]. 2017-03-27[2017-07-27].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68 .

  [7]《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其后,2011年3月19日、2013年7月18日、2014年07月29日、2016年02月06日四次修订。《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8]孙勇中.外文核心学术图书模糊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J].图书情报工作,2007(6):134-138.

  [9]胡红亮.浅论学术著作的评价[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13 (3):87-92, 96.

  [10]胡鸿杰.回望经典[J].档案学通讯,2013(3):1.

  [11]在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评审工作中,要求入选文库成果作者不宜超过三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17ATQ01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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