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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与展望:媒介变迁中档案演进的全景概览
【发表时间:2017/8/12 21:52:56】 【字号: 】 【颜色: 绿 】 【背景: 绿 】 【浏览次数:

文章来源: 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第3-17页。

回首与展望:媒介变迁中档案演进的全景概览

周文泓1加小双2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成都,610064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北京,100872

  摘要:对档案作为核心术语的探索有助于界定档案管理的原则、理论与方法,也是在不同情境中建立档案管理框架的前提,因而有必要立足于不同情境梳理档案核心概念的内涵。本文以文献调研与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媒介维度来梳理不同发展阶段中档案的具体内涵,从中理解档案内涵的纵向演变。由此,本文从媒介发展的四个阶段来呈现档案概念如何从国家记录走向社会记录,并由此展望档案内涵的演进方向及其对档案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档案;档案管理;文件管理;媒介

  1 研究背景与必要性

  1.1 重构档案概念必要性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语言体系,对每一个术语的解释与对象界定都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有些词历经变革有了截然不同的词义,而有些词的词义则是处于“有限变化”的范畴之中。而档案,作为档案学与档案实践活动的核心术语与实践对象,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活动中,依旧保持着其作为活动凭证的原始记录的内涵与固化、真实以及可靠的特征作为外延,但其外延与内涵同样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限变化着。

  只有对每个时代多档案所赋予的情境进行考察,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我们才能认识与理解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当前与未来的档案研究与工作提供基础与借鉴。情境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依据奥格尔的社会变迁理论,经济、技术、观念与规则是呈现社会变迁的四个维度[1]。而本文将试图从技术维度的媒介展开,从媒介的变迁中考察档案概念的变化。

  1.2 从媒介变迁重构的必要性

  媒介是档案的承载与传播,档案的形式、语言、呈现以及传播都与媒介息息相关,媒介的技术、时空、反映的社会理念等特征都影响着档案形成者、保管者、利用者对档案的认识与理解。技术层面上,将直接影响档案的形成、保管等一些管理行为。而随后,媒介所反映出的文化、思维等抽象性特征是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的,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这将对档案工作者的工作理念、原则等产生巨大影响,什么是档案,用档案做什么,如何保存档案都将会因其而变化。

  而媒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金石时代,到纸媒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媒介都在以不同的姿态呈现,现今更是日新月异。引致,档案的概念也随着媒介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鉴于媒介对档案及其实践活动与学术研究的影响,因而区分出媒介的不同阶段,从中查考档案实践活动与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对档案的认识,即最终通过对档案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显现出的档案概念是必要的。

  1.3 研究意义与展望

  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媒介随之变迁,从而对记录的世界,网络世界乃至现实世界都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媒介转型期的时代,对信息的认知与实践活动亟待转型,web2.0、社交媒介、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以及诸多与媒介相关的热词都令档案人思考应当如何重新认识档案所处的环境,明晰媒介新时期的档案概念,以识别与界定其外延与内涵的。

  因而,文章将更加具体分析媒介为何会影响档案概念,然后试着从媒介的维度解析档案所经历的情境,从不同的阶段的媒介发展探寻特定阶段的档案研究中对档案概念的界定以及档案管理实践活动呈现出的对档案的认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以此了解每一个阶段的档案概念是什么。同时,也想验证对应着媒介不同的发展阶段,档案的相关认识也会有所相应的变化。最后,在当前的媒介阶段,我们将在对档案概念新的认识与理解基础上,展望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以期发展档案理论,调整出更加适用实际需要的档案管理方式、方法等。

  2媒介于档案之作用

  媒介作为文件档案的要素在形成、呈现与利用档案的过程中均有重要作用,依据媒介理论、档案理论与电子文件相关理论来看,媒介对档案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形式、内容与环境[2]。

  2.1 形式——成为档案的记录的形成与传播的载体与工具

  不同的媒介,有着不同的形成与传播记录的特点,也会有不同的记录、传播、利用以及一系列的管理方式,亦会有不同的形成、传播、管理与利用主体[3]。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形成不同形式的记录。这就在形式上拓展出不同的档案种类。例如,纸质媒介产生的是纸质记录,数字媒介产生的是机器里的比特流,呈现出来的是数字格式的记录。

  其次,这些不同形式的记录有相应的不同的管理需求,而管理需求又会直接影响对档案的认识。例如,在纸质媒介的环境中,文件与档案有着明显的界限,各司其职,而在数字环境中,档案管理的需求则需要在文件形成的系统设计初期就需要纳入考虑之中,文件与档案在整个流程中界限趋于模糊。

  再次,形式上的不同也会通过利用改变对档案的认识,例如,在大数据时代,机构内部的业务文件或是碎片化的数据呈现中巨大的业务与商业价值,这些不在归档范围内的如数据库的归档成为有待讨论的问题。最后,形式上的不同也会涉及不同的形成主体,例如在印刷时代前的纸质媒介只有有限的群体使用,形成的档案极少,也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而在当前的数字媒介环境中,趋向于人人可记录,主要记录政府与主流机构的档案是否有拓展的需要,也是从学术到实践都在议论的问题。

  2.2 内容——媒介也是档案所包含的信息本身

  依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形式与信息的内容是相互的。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载体,媒介也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也会影响其所承载的内容的呈现与意义[4]。

  第一,不同媒介的形式,会表达出不同的内容。通过书写语言、印刷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呈现的语言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一方面增加了档案的多样性,也丰富了档案记录的内容,也不断地拓展档案所记录的职能、业务、活动等。例如,以前印刷语言所留存的纸质档案只能有限记录一项活动,而现在数字DV则可以通过声像视听立体地记录一项活动的全过程。

  第二,不同媒介呈现的不同内容也与档案所要求的原始性、真实性有不同的关系。纸质媒介因为传统影响的关系,在档案中一直保持着权威的地位,而数字媒介易变性则导致数字档案(电子文件)在学术与实践活动中一度引起争议。

  2.3 环境——媒介是档案、环境、各相关主体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

  媒介是人通过信息作用于这个世界的工具,媒介的变化,则会改变作为人的相关主体、信息、环境互动关系的变化[5]。

  第一,这种关系的变化呈现给档案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将通过理念与方法影响对档案的认识。在档案记录的历史中,纸质媒介占据人类较长的历史至今,而纸质媒介所代表的权威是由于在久远的年代中,能够用纸张记录事件的主要以统治阶级为主,中国的皇家与官府,欧洲的教堂,都代表着上层阶级的一种权威。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这一人人都能记录的时代,代表的是参与、互动、协作的一种社会管理理念,自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只是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之一,自下而上,或是对等式的,多向度的传播已经流行。因而在这两种媒介中,呈现的是不同的社会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出现后,档案的概念与内涵面临重构的可能与契机。

  第二,与档案相关的各主体的关系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对档案的认识,这些主体既可能是记录的形成者、传播者、管理者,也可能是利用者,他们通过形成、传播、管理与利用这些作用于档案行为直接改变的档案的形态与内容,通过演进变化逐渐改变了档案的概念与内涵。从古代只有少数上层阶级与管理机构可以形成纸质记录到现在人人都在形成文字与数字记录,人人也可以是保管者,更被赋予了利用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档案的形成主体就发生变化,其呈现的社会理念,如公平也逐渐在当前这个时代更加显现。记录的形成主体从国家拓展到社会组织,再拓展到当前的个人,这也就对档案这一反映社会活动的固化记录提出问题,档案是否也要随着记录的形成主体的拓展而拓展。

  总言之,通过形式、内容以及环境,媒介作为记录的工具与记录本身,对档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变化的媒介势必将其变化的要素融入档案之中,对其学术探讨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可窥探的路径,随着媒介变迁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解读每一个媒介阶段是否有不同概念与内涵的档案。

  3媒介变迁的划分

  3.1 划分的依据

  媒介有各式各样的特点,有技术性的,文化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等不同维度的特质,文中对媒介不同阶段的划分将基于对其技术性与社会性特征的识别。在技术维度中,主要从媒介的信息与通信特点展开,即媒介如何形成信息,如何承载信息以及如何传播、保存与利用信息的这将由纸质、模拟、数字等技术形式体现。在社会维度中,将考察不同技术形式媒介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反映出的社会理念、文化特征。

  3.2 变迁的主要阶段

  人类在有了文字之后,便在积极探寻可以留存文字的媒介,纵观媒介的历史,金属、石头、缣帛、羊皮纸等等都曾在历史舞台占据一席之地。纸的出现,经由几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都逐渐成为主导的媒介。18世纪以来,模拟媒介拓展了记录形式,从文字到还原性的图像、声音,成为人类生活中又一普及性的媒介。20世纪,香农的信息论震动科学界的时候,数字媒介顺势而生,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主流媒介。

  依据保罗·莱文森在《新新媒介》当中的陈述,人类历史上,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旧媒介、新媒介、新新媒介。旧媒介是指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所有媒介;新媒介第一代互联网上第一代的媒介,主要是90年代中期;新新媒介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兴盛于21世纪[6]。

  因而,文章基于几大主流媒介的发展以及已有的宏观划分的阶段,结合技术与社会特点,对中国自新中国建立(1949)以来的媒介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与梳理,由以下呈现的四个阶段可见。

  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提炼出的主要特点并不代表其他阶段不具有,只是更加符合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从中也可看出,每个阶段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慢慢铺垫,渐渐积累,从量变逐渐到质变的过程,也能从这种渐进的演进中,看到媒介随着时间,在形态、方式等特点上还是有了长足的变化。同样,档案的概念变化同样遵循这种规律。

  【阶段1】有限的形式、范围、单向度:纸媒主导的自上而下有限的传播范围的媒介环境。时间范围: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

  在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来,形成记录的媒介主要还是以媒介为主,办公机构内用纸,文化传播的用书,公众的日记本,书信,无一不是以纸媒为主。录音机、录像机、相机、电话、电报、电视等这些声像与文字记录的行成与传播媒介,虽然也存在,但受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还只是小规模应用。从形成阶段看,也主要是由政府及政府主管的机构来形成记录,这主要包括党政机构内部产生的文件与档案、出版的书籍、电影电视等音像产品,受到政府的相当程度的管控。而传播同样受限,也主要是由官方主体向社会机构与公众传播的向度。

  因而,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在形式上,主要是纸质媒介为主,而小规模多样化的模拟媒介为辅的有限呈现。在范围上,无论是政府所形成的记录,还是文化产品,都由于经济与技术的限制,这些媒介的传播范围都受限。在向度上,也主要是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

  【阶段2】扩充的形式、范围与内容:纸媒与模拟媒介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普及式传播的媒介环境。时间范围: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以来,模拟媒介得到长足发展,纸质媒介由于其轻便性与文字记录的需要,依然在活动与通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模拟媒介也更多地参与记录与传播中来[7]。总的来说,在办公环境中,纸媒还是主导记录,模拟媒介主要是较大规模的对一下重要活动进行补充辅助记录,也可以大容量保存文本记录。在娱乐中,模拟媒介起到重要的作用,为电视、电影、音乐磁带等制品的文化消费起了重要的搭载作用。

  因而,就形式上来说,模拟媒介随着消费基数和应用活动规模的扩大,使这个阶段的媒介在形式上真正实现多样化,范围也随着经济发展,对各类媒介产品的需求与应用自然更加有普及化的趋势,在内容上,无论是事务活动还是文化消费,都有了极大的扩充。从党政机构、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的记录,都可以通过这些媒介形成与传播记录。在传播向度上来说,总的来说,还是单向度的一种方向,依旧是党政机构凭借在媒介内容、数量、审查机制上的优势,依然主导着媒介传播。同样,它的形成主体依旧主要是官方机构与专业人士。

  【阶段3】扩充的形式、范围与内容、逐渐显现的双向度:数字媒介冲击式发展的有限参与同互动的媒介环境。时间范围: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随着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数字媒介搭载着互联网成为迅速崛起的媒介,对纸质媒介造成冲击,更是直接造成模拟媒介的没落[8]。数字媒介主导的新媒介时代凭借互联网的优势,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开始通过办公自动化的风潮,在党政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开始逐步实现普遍应用。无纸化办公的风潮,让纸质媒介备受冲击。在出版方面,由于数字媒介在传播和利用方面的便利性、易获取性、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纸质书籍受数字格式如DOC,PDF,TXT的文本冲击巨大,而数字媒介的音频、视频、图像的复制质量、检索的方便性等都令数字媒介逐渐取代模拟媒介。而在应用层面上,数字媒介的计算机、相机、DV等开始走出有限范围,开始走入公众。

  因而,这个阶段的媒介的形式继续扩充,也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在内容和格式的呈现上更为多元,随着论坛、网站的产生,公众的记录也开始反向传播给官方主体,双向度逐渐显现。但在从规模上看,这种参与和互动还是有限的。官方的自上而下依旧占据主导。

  【阶段4】扩充的形式、社会化的范围、内容与多向度:数字媒介占据主导的覆盖式的、参与、互动与协作的媒介环境。时间范围:21世纪初至今。

  随着互联网与计算机的普及,数字媒介的应用从机构办公到网站,也从线下到线上[9]。通过网络平台,党政机构、社会组织、公众可以应用数字媒介实现活动的交流与记录的聚合,数字媒介的依托互联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覆盖。而在线下通过数字设备形成的记录也依托互联网的应用在网络平台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从社会总体视角来看,向度已经不仅仅是有自上而下与由下自上的二元区分,而是党政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实现多向度的互动式传播。公众更多地利用数字设备尤其是移动设备参与记录,各类主体通过数字媒介实现互动,以完成在社会事务中的协作。

  因而,这个时期的媒介是新新媒介,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包含自由、平等、协作等各种理念性的东西,去创造或应和社会性的需求,使媒介呈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也实现了党政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多主体的互动与多向度传播。总的,呈现出社会化的参与、互动、协作的特点。专业人士与官方机构已不再是唯一主导在记录形成与传播中的媒介应用者,这是一个社会化媒介的时代!

  4不同媒介时期档案的概念

  对应于对媒介划分的阶段,通过对档案学经典文献以及档案相关的政策、法规的梳理,也验证了前文中的假设,在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对档案的认识也有相应的变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匹配于媒介在各个阶段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完全对应,媒介发展在前,档案相关观念在后,因而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之后,但是在大时间段上是对应发展的。)

  【阶段1】党政系统主导的用于机构内部的国家档案

  在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主要是对档案实践活动确立准则、流程、具体的管理方法与活动。这个时期的档案,对应于阶段1 的媒介,是相对封闭型的国家财富观,国家全宗的建立——未向普通公众开放——服务于行政效率和科学研究。档案的实践活动主要由档案机构来进行。也如上文所提到的,党政机构是形成记录的绝对主导的主体,因而这个时期的档案则是对应于两大方面:第一,国家;第二档案。国家档案是指党政机构所形成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是文件办毕之后需要归档的那一部分,这是档案机构与档案学术机构研究与实践的对象。在管理上主要服务于政治与行政需要,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主要是确立主要的工作流程与基本制度,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保存与利用处于一定的二元对立之中,利用主要是面向“内部”。

  在实践中,《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法规性文件。国务院常委会议1956年3月27日讨论通过,同年4月16日正式公布。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档案工作状况而做出,从而提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的档案,都是国家的历史财富。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立档单位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所以各单位的档案都可以看作是归国家所有,属于国家的全部档案。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

  在学术研究中,陈兆祦与和宝荣先生在1962年对档案概念的陈述则是:档案是机关(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下同工作和生产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按照一定归档制度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包括技术图纸、影片、照片、录音带等)。从这样的概念界定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的档案同样是将档案视作为国家所有的机构与组织所行的记录,与实践同出一辙,带着国家档案的性质。

  【阶段2】党政机构内部系统主导的有限服务社会的国家档案

  随着媒介的多样化,档案在官方与主流体系内立档单位、载体、呈现形式开始多样化。管理的规范与标准进一步建立,开放与利用面向社会,信息技术开始影响档案与档案管理。这一时期的档案如同阶段2的媒介一样,承接着阶段1的基本内涵,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虽然个人档案的提法没有明确提出,但也没有否认,只是由于工作重点与管理的需要,依旧还主要将档案聚焦于国家档案这一焦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需要提出的是,依托媒介技术的发展档案的保存得以发展,例如,缩微技术就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保存的方法。随着保存的相对完善,也为扩大规模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基础,因而,利用群体从党政机构系统内部,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80年,制定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和具体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国家档案局,1991)等对档案鉴定开放工作做了相应规定,成为档案鉴定开放的依据。

  而在学术研究中,陈兆祦与和宝荣先生在1986年对档案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将档案定义为机关、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字、图像、声音及其他各种方式和载体的文件”[10]。这在一方面,将档案的主体扩展到非政府的组织与个人,这对档案的外延有一定的拓展,但是又将档案的属概念从记录变为文件,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的外延。总言之,一方面受记录主体在媒介的扩展中的影响而拓展,另一方面受限于党政文件,尤其是公文的影响,又矛盾地限制了档案的外延,从而形成有限扩展的国家档案。

  【阶段3】由形式促发的前端控制与全程管理的大文件概念中的档案

  受数字媒介与web1.0的影响,档案的概念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这也影响到管理中的有关理念,并进一步影响档案的概念。首先,电子档案出现,并引发争议。计算机尽管在40年代就出现,但是如此广泛的运用于办公之中还是在90年代才出现,计算机所形成的记录是否可以认定为是档案引起讨论。由于在形式与呈现上都与纸质档案有很大不同,而由计算机产生的多数数字形式的档案,由于其数据档案,程序档案以及呈现出来的档案的复杂性,是否可以作为档案长期保存这些问题都令档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子形式提出疑问。而这类记录的特征,又使管理前置有了实现的可能,也为后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条件,因而在管理流程上,提出了前端控制与全程管理。即将档案管理的需要以及档案的某些管理环节提前至前端,并借助计算机实现全程监控。这样文档一体化的管理办法,也就促成了“大文件”概念的实现。即将文件与档案统称为文件,以便于管理中对象在属于上的统一。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党政机构同样开设了网站,也利用电子邮件通信,为了留存在网站上有保存价值的记录,网页档案、电子邮件等也成为档案的一部分。

  2001年,冯惠玲与张辑哲教授在编著的《档案学概论》中将档案定义为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固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11]。这在主体上承接了阶段2的拓展,在属概念上,将文件变为信息,这与媒介发展中,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档案在这种背景下,与信息学相关理论与概念有着很多的交集,因而在属概念上选择信息。

  受计算机技术的支持,档案的利用有了更开阔的天地。档案的检索,档案的开发,档案的知识挖掘等都能有更好地实现,因而,在这个时期,档案的存取进一步得到认可,也进一步为档案价值的实现提供契机,利用服务工作也成为重要的一环。不仅是对档案形成机构,也是对社会公众,也更注重满足他们的档案信息需求,这可参见《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9)。因此,档案成为社会运行中参与更加深入的要素,社会档案的概念开始有了一定基础。

  【阶段4】呈现互动、参与、协作以及聚合趋势的社会档案

  受新一代互联网的影响,互动、参与、协作、融合的理念深入到档案与档案管理中。但是,这个阶段还在行进当中,随着web2.0的深入,政务微博、政府互动性网站的建设中,档案的概念与内涵将会有彻底转型的呈现。社区、个人、乃至边缘群体的档案有待在理论与实践双层面都真正得到普遍认同。档案管理也同样需要参与、互动、协作、融合等因素,从实现覆盖全社会,满足个性化需求多主体共同形成的社会档案资源体系。《新形势下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2014)提出档案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

  这个阶段影响档案概念变化并不单指媒介技术,而是媒介技术背后所代表的web2.0的互动、社区、参与、聚合、协作、大众化的理念。Web2.0所构筑出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记录,人人都可以传播,公众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有着更多互动与协作的聚合性的平台。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档案,将不再仅仅是聚焦于国家档案,而是要向社会档案转型,国家档案将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其他组织、公众同样有留存其记录为社会档案的权利。借助于网络平台,将要形成可共享的档案信息资源的聚合体。《新形势下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充分发挥档案学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家庭或个人档案中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此外档案、利用进一步得到强调,档案的保存功能固然重要,但是在阳光型、服务性政府建设中,开放利用已经是大势所趋。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档案馆开展档案开放鉴定工作亦应符合政府公开法规。《新形势下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与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12]。

  当前及未来的档案与此前主要以国家档案资源为内核的档案已有“质”的区别,不仅仅是量或类别的简单拓展,而是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即多主体通过参与、互动、协作、社区聚合构建出的社会档案资源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的这种提法还处于初期,对社会档案的概念甚至还未真正地有实质性的提出,与社交媒介的发展相比,还稍显滞后,但已经能够通过媒介的发展与部分学术带头人以及国家的政策法规中看出趋势。因而,符合这个阶段的档案定义的提出与阐释还有待研究。

  5回首与展望:媒介轨道上的档案迁徙之路

  媒介作为信息的承载体与传播体,也是信息本身,于核心组成的档案而言,同样如此。媒介的变迁不仅改变了文件与档案的形成、传播、保管以及开发利用,更是直接影响了文件与档案的信息本身,也为文件与档案形成一种背景环境,因而,从形式、内容以及背景都对文件与档案产生影响。

  阶段1的媒介是传统媒介的延伸,因而呈现出纸质媒介主导的国家权力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特点,档案也是在国家党政系统内运行,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背景都明确,在主体上也较为单一,是典型的国家档案。阶段2主要通过媒介在形式上的拓展影响档案,更加多元形式的档案形成,并以更加多元形式的方式保管,如缩微胶片,这是档案概念与内涵在形式上拓展的一个阶段。阶段3的数字媒介携互联网在机构内部对办公方式形成巨大影响,这直接地对档案的形式拓展又提出了问题,随后则是对文件与档案的相互关系,生命周期的界定以及相应的管理方法提出疑问,最终从形式以及管理的流程上拓展了档案。阶段4的数字媒介则是从理念上重构了档案,无论是主体、管理平台、档案的形式与内容、管理方法都有了社会化的趋势,社会化的档案在以上3阶段的演进拓展中呼之欲出。

  建构于新时期数字与网络技术框架之中的媒介还在继续发展中,还会随着网络如web3.0,web4.0的发展或是其他如文化、媒介技术等推动力而不断变迁。我们无法准确预知媒介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形态,但是从媒介的变迁以及与档案概念的变迁的关联中,我们可以判断:档案会随着媒介的变迁而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变化,当前,社会化的档案概念与内涵呼之欲出,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现。我们需要做的是,紧随时代地变迁,学会循着动态的思维,发展地认识档案,理解档案。

  原刊: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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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威廉·菲尔丁·奥格本,王晓毅、陈育国(译). 社会变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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