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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档案工作微信号 发布日期：2017-07-31　　

档案局长立言论

专栏作者：郭东升

　　1 立言——档案局长理论创新之灯塔

　　档案局长立言，重于千钧。古人云：“一言而可以兴邦。”孔子释之为：“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意为：如果知道了做国君的艰难，不就接近于一句话便可以使国家兴盛了吗?这里推之于档案，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知道了档案理论创新之于档案行政指导发展档案事业的灯塔作用，不几乎一言而兴档乎?当然，这里的“一”字，非一句话，而是以档案局长一己之身而立言，一马当先，一以贯之，一字千金。所谓一字千金，即为创新管用的档案管理理论文字。在内为本行政区域之所用，在外行政区域亦为他山之石。如遇春秋，百家争鸣。

　　2 立言——档案局长理论创新有楷模

　　档案立言，是档案局长本职之事。我等既是档案局长，必知我们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他是以国家档案局长一己之身，一马当先，一以贯之，一字千金的为我国档案事业立言的集大成者。1992年，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举办的曾三档案学思想研讨会评价说：“曾三作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曾经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并努力进行研究和实践。”“中国的档案学发展到今天，从档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确定到分支学科的设立，科学档案学体系的构成，无疑凝结着曾三的科学思想。1996年，第二次曾三同志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冯子直同志将曾三老局长的档案学思想归纳为七观，即：档案哲学观、档案社会观、档案价值观、国家档案观、档案科学观、档案人才观、档案服务观。曾三同志立言档案，其档案学思想理论，对我国的档案事业的发展影响之广泛，之深刻，那是难以估量的。这在笔者个人从事档案行政管理的工作实践中，便有极为深刻的体会。笔者1988年到临清市档案局工作。那时，曾三同志已经退居二线。《曾三档案工作文集》尚未出版。刚到档案局上班，局领导让笔者整理档案局全宗。本局成立于1980年。本局全宗案卷自1980年始。局前身的档案科、室馆形成的案卷文件原在市委全宗市委办公室大类之内。局领导想让笔者把这些案卷文件从办公室大类内抽出来，归入档案局全宗。这就使笔者有机会看到了这类案卷中大量的上级文件。而其中最吸引笔者眼球的就是曾三同志历年中关于档案工作的讲话、谈话等。可以说，学习曾三的档案学理论，笔者首先是从研读本局档案中曾三同志的系列讲话开始的。学曾三讲话，给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关于档案实体整理必须遵循档案自身形成规律的原则的思想。记得他讲话说：某某档案实体，被认为整理的不科学，被拆毁重整。重整后，又觉得不科学，又重整。结果是越整越乱，劳民伤财，还不如原来的整理成果好些。他最后下结论说：档案实体整理，只要是整理起来了，有规可循，有目可查，一般不要推倒重整，要尊重前人整理成果。个别特别混乱的，可作个别调整。当然他还讲了其他档案实体整理成败的典型，借以说明遵循档案形成规律整理档案实体的重要。这一思想给了笔者极大启发。对笔者入门档案整理，深切理解关于按照档案形成的特点和规律，保持档案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反映历史活动真实面貌，便于保管和利用这一档案实体整理原则的真谛，帮助极大。笔者当时就根据曾三的思想向局领导建议：不应再把局前身的档案科、室、馆形成的案卷文件从市委全宗市委办公室大类之内抽出归入本局全宗。被局领导认同。后来，笔者负责本局行政业务指导，阻止了本区域许多因对档案实体整理原则理解不正确，不到位，错误的按照上级业务新标准重整旧案卷之事。笔者以后颇多关注研究档案价值鉴定这个档案实践难题，接触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感到曾三同志的档案室价值与档案馆价值理论的国际学术水平。

　　3 立言——档案局长多有曾三效法者

　　曾三同志是一马当先，一以贯之，一字千金，为我国档案管理立言的集大成者。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创造者。而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创造者也决非曾三同志一人。全国各级档案局长中的许多都是有功劳的。比如山东省档案局原局长易炳炎、青岛市档案局局长潘积仁等。说到基层档案局，比如我们临清市档案局首任局长张银旭。他也是一位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佼佼者。他当档案局长时间不长，就在《档案工作》(《中国档案》前名)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档案分类学术文章。档案局长发表文章，是本局工作影响力的一个表象。本局老人们一回忆起那时的临清档案工作，总是那样的自豪。

　　4 立言——档案行政出高士

　　文章选士，是中华民族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立言出高士，历史上佳话连连。就是现在，笔者也看到过不少档案局长立言而为明星人物的例子。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山东淄博档案局局长周忠信，连续发表过几篇关于档案图书资料一体化的文章，不久升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刘国能同志由地方局升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总有立言东风的大方便的。这就叫：才华横溢出思想，理论创新选栋梁。这说的是立言选士。我们更应该强调的则是高士立言。我们档案局长及副局长都应该是文化高士。立言是必须的。我们档案行政一线立言出人头地的高士不少，如严永官、姜之茂、刘东斌、吴雁平、管先海、肖正德、周长岱、孙嘉焯等。档案局长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应了这个职位，何妨把自己视同于古代王朝之翰林。如翰林出身，显编修身手，把自己打造成社会公认的档案文化之贤达，把自己淬炼为业内业务权威，档案学风流人物。

　　5 立言——档案局长的历史责任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当然可以用繁花似锦来称颂。环顾全球，哪个国家能跟中国比，《中国档案报》为世界唯一档案专业报纸，国家级、省级档案刊物多至数十家，理论文章百花齐放，各呈风流。此是主流，但到底也有曲折。刊物多，灌水文章也就跟着多了一点。人言我国档案理论相对滞后，档案理论研究脱离实际倾向日重，档案理论创新相对乏力。2007年7月7日，档案理论大家刘东斌先生在全国最火档案网站《档案界论坛》上发过一个帖子，名曰：《<档案管理>的钢丝不好走――看帖有感》，文章说：“《档案管理》杂志的《理论探讨》栏目，大多数的文章都是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的稿子，好文章不少，是《档案管理》核心期刊的支柱，但就是基层读者不愿意看。而“业务研究”栏目是《档案管理》的软肋，很少有好稿，读者很有意见，似乎也不愿意看。”理论文章都是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基层读者为什么不愿意看呢?档案理论大家管先海先生在《档案界》发贴自问自答：“档案工作实践与档案学理论差多远?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可谓异乎寻常的超前，而档案工作实践又异乎寻常地与理论不合拍。”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就是批评许多档案理论文章远离了档案工作实践，被理论指导者觉得它们没有阅读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档案管理》杂志社总编蔡千树先生2011年8月19日在《档案界论坛》发一贴为《理论和实践如隔河喊话》。文章说：“档案实践工作琐碎繁杂，永远做不完又很难做精细。国情的原因，档案工作基本上处于低水平重复的操作层面，很少人进入较高层面的研究领域。而高校的档案专业师生相对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只好搞纯理论研究。按说，理论的功能有三：总结，指导，预测。但由于说不清的原因，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似乎和实践工作如隔大河挥手喊话，只见双方手上下挥动，就是听不清看不懂。多数人要么根本不看，要么像看木偶戏似的看热闹;少数人坚持猜哑谜似的进行智力游戏。如此以来，双方完全不在一个语境中。好比制造特殊导弹，高校空对空，档案部门地对地，各自对准各自的靶标试验。有时候，兴之所致，空对地，地对空，也来几次实弹射击。可惜，误打误中的多，精确打击的少呵。”先生一席话，把档案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及病根说得简练生动透彻。《档案》总编姜洪源跟帖说：“隔河喊话”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引领”。这个“引领”说得真够好!如果档案理论界全由脱离档案实践者来引领，理论空空如也就不足为奇。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档案局长都是档案学理论的引领者，都是档案立言的表率，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还会如隔河喊话吗?档案局长们实行档案立言的依据是什么?依据自然是其资格。蔡千树先生说：“理论的功能有三：总结，指导，预测。”档案局长都是档案一线总指挥，不是最有资格总结、指导、预测的吗?不会总结，不会指导，不会预测，这样的档案局长一定是个低水平的、偏平庸的，甚至就是木偶戏似的档案局长。低水平不行，怎么办?提高!怎么提高?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档案立言来历练，变低水平成高水平，变平庸为卓越。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档案局长又能做琐碎繁杂，永远做不完的档案业务，又能写有一定影响力，永远也写不完的档案理论文章。档案局长应该成为货真价实的档案学者。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能为档案立言的档案局长。但无论如何，与全国四千正职档案局长比较，这比例还是太少太少，且档案局长正职立言者更少，更少!而正职对本档案行政区域的档案事业影响力那是大得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应该说，档案局长立言，不仅仅是为档案报刊写文章，在档案报刊上发表几篇大作。档案局长开会、调研要讲话，要发言，要为档案工作发声。身份所系，职务生威，对其本行政区域档案管理，档案事业发展影响力可以想象。如其立言水平高，界内刮目，社会刮目，对其工作必有推进。如其立言水平低，张口外行话，听者哂笑不已，社会满是笑话，那这一地的档案工作不就京瓜做到茄地里去了吗!档案事业发展到了今天，社会本来就开始对档案局长刮目相看了，档案局长品位，三国吕蒙如何比的!当然，立言功夫在于积淀。档案局长于档案学识之外必须在哲学、历史、文学上全面强化自己的修养。文章千古事，兰台首领头。档案事业发展，在我档案局长立德、立功、立言矣!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