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档案文章选载 >> 世界记忆工程对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影响研究

文章来源: 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第169-186页。

世界记忆工程对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影响研究

陈鑫 吴芳 卜鉴民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苏州市档案局 江苏苏州 215001)

　　摘 要：世界记忆工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文献保护项目，通过世界记忆名录体系宣传保护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世界记忆工程自1995年进入中国后，对地方档案事业的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本文在简要介绍了世界记忆工程及其在中国的推广的基础上，从形成保护体系，提升保护意识，扩大影响力，吸引关注研究，促进跨界合作，助力城市发展，推动人才培养等7个方面总结了世界记忆工程对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世界记忆工程地方档案 发展影响 文献遗产

　　1 世界记忆工程概况

　　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简称MOW)是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一项文献保护项目，是世界遗产项目的延续。作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人类社会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性项目之一，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唤起人们对世界范围内濒危、散失或正在遭受厄运的文献遗产的关注。该项目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授予标识等方式，向政府和民众宣传保护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同时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使用最佳技术手段等，对文献遗产开展有效保护和抢救，进而促进人类文献遗产的广泛利用。

　　1.1 世界记忆工程的产生背景及目标

　　世界记忆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对保护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塑造各民族的未来有着重要作用。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所说：“这些文献遗产承载了人类经验的记忆，是承载人类身份认同的工具，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然而，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文献遗产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文献遗产已经遭到破坏或消失。“我们有太多的文献遗失在狂热的冲突和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还有太多文献遗产被埋藏在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里，无法供人类瞻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发展文化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任，它意识到应当采取紧急行动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献遗产不再受到破坏。1992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继1972年发起世界遗产项目并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后，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人们对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文献遗产进行保护。世界记忆工程由此产生。

　　围绕文献遗产保护的宗旨，世界记忆工程制定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目标，它们同等重要且互为补充。第一，采用最适当的手段保护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并鼓励对具有国家和地区意义的文献遗产的保护;第二，使文献遗产得到最大限度的、不受歧视的平等利用;第三，开发以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各种产品并广泛推销;第四，提高世界各国对其文献遗产、特别是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的认识。

　　1.2 世界记忆工程的机构设置

　　世界记忆工程采用国际咨询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秘书处三级机构共同管理的方式对世界记忆进行管理。

　　1.2.1 国际咨询委员会

　　国际咨询委员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常设机构，作为其在世界记忆保护领域的代表，负责对项目进行总体规划，指导项目的整体运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并协调各国行动。国际咨询委员会由10—15名委员和一定数量的观察员组成，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波兰举行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制定了一部《通用指南》，由国际图书馆联合会与国际档案理事会共同编制，其中包括图书馆和档案馆中被严重损毁的馆藏文献遗产名单。

　　1.2.2 地区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划分为5个地区：亚太地区、非洲地区、阿拉伯地区、欧洲和北美地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鼓励各地区和国家建立世界记忆工程地区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建立地区和国家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工程地区委员会基于地域、文化或区域划分，为了世界记忆工程的某个目标，由两个或多个国家合作组织。委员会代表由各国代表组成。目前，亚太地区、非洲地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世界记忆工程地区委员会，此外，一些小的地区，由于历史或地域等原因，也形成了小的地区委员会，如波罗的海地区世界记忆委员会。

　　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是一个自治主体，拥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和建立伙伴关系等事务的规则。这些国家委员会是世界记忆工程遍布全球的重要执行机构，担负着鉴定评估文献遗产价值、提高遗产保护意识、保管文献遗产、利用文献遗产以及处理各级机构间关系的重任。截至2014年，共有59个国家建立了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其中亚太地区12个、非洲7个、阿拉伯地区5个、欧美和北美地区20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15个。未建立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的国家，由该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代表负责。

　　1.2.3 秘书处

　　国际咨询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其职能主要是对国际咨询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常规行政和监察部门提供支持服务，包括世界记忆名录的标准制发、提名和选举，监督世界记忆工程基金的使用，以及国际咨询委员会需要的其他辅助工作。各地区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下也设有秘书处，主要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如保管记忆名录、协助召开会议、维护网站、监督出版物的发行等。

　　1.3 世界记忆名录体系

　　世界记忆名录体系是世界记忆工程最终成果的具体呈现，分为世界级、地区级和国家级。满足名录要求的文献遗产必须被评定为在国际、地区、国家级别中具有世界意义，其决定是由世界记忆工程各个级别的专家委员会作出。

　　1.3.1 世界级记忆名录

　　世界级记忆名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经国际咨询委员会评价和入选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的名录。该名录与《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名录”，其原始内容基于1995年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制定的《通用指南》，并随着历届会议的召开不断加入新的内容。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可以使用“世界记忆工程”的标志，将其用于各种宣传品，从而大大提高该文献遗产以及收藏机构的知名度。《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也是提高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其遗产重大意义认识的重要工具，并有助于该文献遗产从政府和捐助者那里获得资助。

　　截至2015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大洲100多个国家的348个项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1.3.2 地区级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工程鼓励各地区建立地区级的记忆名录，这是仅次于《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清单，是具有地区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的名录。截至目前，仅有亚太地区于2005年建立了地区级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该名录基本的甄选标准采用《世界记忆名录》的国际评定标准为模版，并适当纳入地区范围内的附加条件。

　　1.3.3 国家级记忆名录

　　国家级记忆名录由各国的国家委员会负责更新。目前只有部分国家设立了国家级记忆名录，比如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波兰、拉脱维亚等。其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级记忆名录的国家，具体情况会在第二部分详细阐述。英国国家级记忆名录可以由个人或单位提名，提名的文献遗产可以是档案的各种形式，通过综合考虑文献的真实性、稀有性、完整性、现状及社会或社区意义等因素，评选出入选名录的档案文献。自2010年以来，共评选出5轮共计58项文献遗产入选英国国家级记忆名录，入选数量分别为2010年的10项、2011年的20项、2012年的11项、2014年的9项和2016年的8项。

　　此外，为了响应世界记忆工程，一些国家在其行政区域内也开展了记忆工程，并设立了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地方级记忆名录。比如在中国，江苏省建立了《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海市建立了《上海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等。由于这类名录并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级专家委员会评定和管理，因此这里未将其作为世界记忆名录体系中的一个级别单独列出，仅作为对世界级记忆名录、地区级记忆名录和国家级记忆名录的补充。

　　2 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

　　文献遗产基于其原始记录性，所承载的信息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真实佐证，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抢救并保护好这些文献遗产，与世界记忆工程接轨，提升社会各界保护文献遗产的意识，中国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由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文化部档案处等均参与其中。时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郭树银担任首任主席。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中国相关部门和单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支持和参与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的活动。

　　2.1 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的推广历程

　　1995年，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成立。然而在此后的5年间，国内媒体届有关世界记忆工程的声音寥寥无几。

　　直到2000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施，引起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于2002年3月刊发《我们的记忆世界的记忆》，《中国档案》2003年刊发了由国家档案局外事办的王红敏撰写的《世界记忆工程概述》，这些文章从社会和行业的角度对世界记忆工程进行了介绍。此后，随着我国一些档案文献遗产陆续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些文化类报刊和地方媒体也对此展开了报道。

　　2014-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和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申报前，《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文章《让日本“历史之耻”成为“世界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报》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形成《学者解读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专题报道，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造势。《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当天，央视新闻联播就对申报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之后更是有大量媒体进行跟踪报道，此处不一一列举。

　　2015年，国家档案局和中国档案杂志社设计印发了《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宣传折页，作为“国际档案日”期间的主要宣传品向社会发放，向社会普及文献遗产知识，开始了传播和推广世界记忆工程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新尝试。

　　与世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世界记忆工程现有的推广情况与其地位显然不相匹配。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有关世界记忆工程的报道出现井喷式增长，并已有学者开始对其发展情况进行研究。

　　2.2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指确定、保护、管理和利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措施。为唤醒和加强全社会对档案文献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启动了这一工程。

　　2001年2月，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并成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担任组长。同年5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世界记忆工程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工作座谈会”，对两项工程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明确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目的和意义，讨论了即将出台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总计划》，还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组织等相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2001年11月，由季羡林先生担任名誉主任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知名的文献学、档案学、图书馆学、历史学和古籍版本专家组成，负责鉴定、评选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有效确保了对各地申报的档案文献的准确评估，提升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权威性。

　　此后，我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开始了正式的申报、评审、批准等程序性工作。迄今已公布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142件(组)档案文献。

　　2.3 中国已入选各级名录的珍贵档案

　　2.3.1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

　　自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到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共有10件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详见表1。

　　表1 《世界记忆名录》中的中国文献遗产

　　2.3.2 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文献遗产

　　截至2016年，中国共有10件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详见表2。

　　表2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中的中国文献遗产

　　2.3.3 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文献遗产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主要成果。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国家级文化价值的档案文献，无论是各级国家机构所形成的，还是各类社会组织及个人所形成的，包括现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档案文献，只要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符合国家级判定标准，通过申报，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批准，即可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截至目前，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共遴选了四批共142件(组)文献遗产。2002年3月，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48件(组)档案文献入选;2003年10月，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35件(组)文献遗产入选;2010年2月，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30件(组)档案文献入选;2015年4月，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29件(组)档案文献入选。

　　3 世界记忆工程对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世界记忆工程于1995年进入中国，迄今已有20多年。这20多年，也是中国地方档案事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的推广与传播，为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注入了活力。

　　3.1 形成文献遗产自上而下统一的保护体系，规范地方文献遗产保护制度

　　从《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到《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海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我国不仅形成了专门的与世界记忆工程接轨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政策，而且带动了地方各层次的档案文献名录的递进式发展，基本形成了一个“世界—地区—国家—地方”的文献遗产保护体系，使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既能具有自上而下的统一，又在地方上更具有灵活性和施展空间，最大范围地保护了具有世界意义、地区意义、国家意义和地方特色的文献遗产。

　　参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遴选标准，我国地方许多省市均出台了当地珍贵档案文献的评选办法，如《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评选办法》(2005年修订)、《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办法》(2011年7月)、《江西省珍贵档案文献评选办法》(2014年2月)、《浙江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施办法》(2002年)、《山东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评选办法》(2015年1月)《广东省档案文献遗产管理暂行办法》(2012年4月)、《云南省珍贵档案文献评选办法(暂行)》(2006年5月)、《青岛市档案文献遗产评选办法(试行)》(2014年10月)等。这些评选办法并非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遴选标准的简单照搬，而是充分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了调整，凸显地方特色。这对于我们加强当地珍贵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促进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申报国家级及以上级别的名录奠定基础。

　　3.2 提升文献遗产保护意识，强化地方档案部门文献遗产管理

　　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的推进，各地方档案部门在各级名录的申报准备过程中，对馆藏进行系统的检查、梳理，熟悉馆藏、了解情况、设计方案，有效推动了对地方馆藏档案文献的管理与保护，而有很多珍贵档案文献也是在这种摸家底的过程中被发现的。

　　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就是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从馆藏200万卷的改制企事业档案中，通过大规模的清点和梳理发掘出来的。在为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做准备的过程中，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组织全体人员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馆藏的丝绸档案进行清点。宋锦样本、漳缎祖本、戴安娜王妃婚礼服订货单、意匠图……这些凝聚着近现代中国传统织造业璀璨历史的丝绸档案，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200万卷的档案中显现出来。而在此之前，即使是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大都不知道在其馆藏中还有这样一批如此珍贵的档案。而这并不是个例。与苏州丝绸档案一同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孔府档案，也有过被当作若干堆废旧文书的经历。各省市在评选过程中，还从民间发现了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档案文献。

　　而进入世界记忆名录体系的文献遗产，更能感受到世界记忆工程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世界记忆工程背景下，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保护文献的重要性并愿意主动付诸实践，社会公众的文献遗产保护意识大为提升。比如，侨批档案在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获得了社会的大量关注，许多华侨、侨眷纷纷将家中珍藏多年的侨批赠送给地方档案部门，还吸引了学者对侨批档案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社会民众与档案部门的良性互动。

　　3.3 加大地方档案工作宣传力度，文献遗产影响力不断增强

　　自世界记忆工程实施以来，各地方档案部门对文献遗产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一味的“重藏轻用”，而是积极地对文献遗产及其保护进行宣传。尤其是在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体系后，当地以及全国的报刊、网站、电视台等各类媒体上的传播，对宣传地方档案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仍以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的丝绸档案为例。2015—2016年申遗期间，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与《档案与建设》杂志社合作，在期刊上开辟了“档案中的丝绸文化”和“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专栏，图文并茂地展示和宣传苏州丝绸档案。2016年5月入选亚太名录后，国内各大报纸、期刊、网站等更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报道。这对于社会公众认识档案、了解苏州丝绸档案提供了素材和途径，同时也为进一步宣传档案工作、发展苏州档案事业创造了诸多契机。

　　在保存好档案文献遗产的前提下，地方档案部门还通过各类展览展示来宣传档案文献遗产。2004年10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举办了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为主要内容的“走进记忆之门——中国档案珍品展”，并在全国巡展，受到各地公众的热烈欢迎。以此为契机，地方档案部门也将当地珍贵档案文献进行整理，制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展，比如“北京档案珍藏展”“辽宁档案珍品展”“苏州丝绸工艺珍品展”等。为吸引公众参观档案馆藏珍档展览，各地档案部门还设计了精美的宣传册，免费发放给来参观的公众，比如《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苏州市民族工业档案史料展》《百年丝路：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等宣传册，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宣传档案、档案工作提供了便利。

　　为了配合申遗，福建省档案馆和泉州市档案馆分别在泰国曼谷、新加坡举办了《百年跨国两地书——侨批档案展》《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还在泰国、新加坡、闽南侨乡等地举办了侨批档案巡回展，广东省在北京举办了“海邦剩馥——中国侨批档案展”，并在东南亚国家巡展。这些展览向公众宣传推介侨批档案的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应。

　　3.4 吸引社会关注和研究，地方档案文献遗产成果持续涌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档案部门从来不缺少档案文献珍品，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而世界记忆工程，恰能提供这样的“眼睛”，通过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把文献遗产的价值充分认识并挖掘出来。

　　2012年12月，福建省档案局在福州召开“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时“侨批档案”刚刚入选亚太名录，正在为次年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做准备。凭借亚太名录的影响力，这次研讨会突破了以往侨批研讨会学术力量薄弱的困境，汇聚了来自日本、新加坡、泰国和国内的诸多侨批研究专家，并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2013年，配合申遗工作，福建、广东两省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更是将侨批研究推向新的高峰。高度国际化的研究队伍与国内科研机构、民间团体、私人收藏家等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在社会上和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大好格局，大大提升了中国侨批档案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类似在地方召开或由地方档案部门承办的学术研讨会还有很多，比如2010年11月在澳门召开的“世界遗产与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201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沪、港、澳‘世界记忆工程’学术研讨会”，2016年6月在西安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档案保护研讨会”，2016年11月在苏州召开的“世界记忆项目与档案事业发展”主题研讨会，2016年12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记忆遗产’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研究高端论坛”等。这些会议的召开，为文献遗产的抢救、保存、研究与开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有力地促进、推动了地方档案事业的发展。

　　此外，自1995年以来，我国公开出版了33部地方珍贵档案汇编，如《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山东档案精品集》等，从不同侧面真实记录了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已列入名录体系的文献遗产也纷纷以出版物的形式记录研究成果。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崇谟阁本圣训，于2011年出版了《清圣训》影印本，通过副本数量的增加，让更多的学者及其他利用者有机会阅读圣训的内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权威的资料。“侨批档案”先后编印出版了《福建侨批档案目录》《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档案图志》《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等书，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也将于2017年影印出版。

　　3.5 促进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的跨界合作

　　独行快，众行远。世界发展到今天，各领域多元合作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一全球化的浪潮中，档案部门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还是拓展思维、跨界合作，可以说决定了档案部门未来能否在时代发展中赢得行业发展的主动权。而世界记忆工程作为国际合作的最典型产物，在中国地方档案部门开展跨界合作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1)联合申报。从中国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16项文献遗产(《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侨批档案、元代西藏官方档案这4项文献遗产同时入选两个目录，不再重复计入)中可以看到，3项是由两家及以上联合申报的，占总量的1/5。

　　其中，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更是先后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两个名录。其实早在2009年，广东侨批就曾参评《世界记忆名录》，但未能入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整合闽粤两省的力量，缺乏代表性。总结了以往经验，在国家档案局的支持下，福建、广东两省决定联合申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13年达成夙愿。

　　而南京大屠杀档案也是联合申报的典型案例。其申遗工作的准备从2008年就开始了，最早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家，之后又加入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三家联合于2009年4月以5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然而最终失之交臂。2014年，由国家档案局牵头，除以上三家外，又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申报档案也由原来的5组增加到了11组，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

　　(2)合作保护。我国有着丰富的文献遗产资源，但这些资源并不都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有古籍孤本，博物馆有纸质载体文物，民间团体和个人手中也收藏有许多珍贵的档案珍品。

　　这一点从中国已入选名录体系的文献遗产也可看出。《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中，由档案部门申报的7项，非档案机构8项，还有1项是由档案部门与非档案机构联合申报。从图1中可看出，档案部门甚至还略逊一筹。

　　但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142项文献遗产中，档案部门还是占据较大优势的，见图2，由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馆、研究所等非档案机构保管的21项，由非档案机构与档案部门联合保管的6项，合计占总数的19%。

　　而从入选文献本身来看，载体多样，除了常见的纸质外，还有简牍、金石、丝绸、声像等不同载体形式;文字多种，有汉文、满文、蒙文、东巴文等多种文字形式;内容宽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多个领域。

　　这些分散的档案资源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也同样都是档案部门管理和保护的对象。但是档案资源保管机构的复杂性和资源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档案保护不可能是地方档案部门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好的。这就促使地方档案部门要走出去，到社会中去寻求力量。在对丝绸档案的保护中，为了解决馆藏丝绸样本档案因长期放置而发霉、变质、褪色等问题，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与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合作开发了“丝绸样本档案纳米技术保护研究及应用”项目，研制出的新型纳米无机抗菌保护剂有效解决了丝绸样本档案保护面临的难题。该项目也荣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3)跨界开发。档案文献遗产是人类的珍宝，藏在深闺、秘不示人是一种保护，通过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认可其价值，让静态的档案“活”起来则是另一种保护。世界记忆工程的4个目标中，“使文献遗产得到最大限度的、不受歧视的平等利用”和“开发以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各种产品并广泛推销”这两个目标，与另外两个目标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明其发起者清楚地认识到文献遗产开发利用的重要性。这一理念也影响着我国地方档案部门。

　　2014年11月10日，出席APEC会议欢迎晚宴的各国领导人及其配偶身穿的名为“新中装”的现代中式礼服惊艳亮相，“新中装”采用的极具东方韵味的宋锦面料，正源自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丝绸档案中的宋锦样本。中心与丝绸企业开展合作，以馆藏的宋锦样本档案为蓝本，通过对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研发出10余种宋锦新花型和新图案，让古老的宋锦技艺走出了档案库房，在世人面前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最终走上了APEC这一国际舞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也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宋锦热和丝绸文化热。之后，中心主动出击，陆续与14家丝绸企业合作，建立了“苏州传统丝绸样本档案传承与恢复基地”，对宋锦、漳缎、纱罗等传统丝绸品种及其工艺进行恢复、传承和发展，开发出了纱罗宫扇、宫灯，宋锦、纱罗书签，新宋锦箱包、服饰等不同织物属性的产品和衍生产品。

　　3.6 扩大申报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地方档案事业发展赢得强大助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更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经济大发展与文化大繁荣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这一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等重要的文献遗产。获准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代表该文献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获得了国际认可，每一项列入名录的文献遗产及其申报单位都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公布。开展申遗工作，能够充分挖掘城市文化的底蕴特质，唤起市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共鸣，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城市开展对外交流、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等提供了机会。

　　鉴于世界记忆工程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各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对申遗工作给予高度关注。而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推动，也为地方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侨批档案的申遗工作，得到了福建、广东两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广东省将“记忆遗产保护与开发”纳入本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并成立了由省政府秘书长担任组长的申遗领导小组，福建省政协会议上连续两年提出支持侨批档案申遗的提案，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助的申遗队伍。

　　由于文献遗产数量巨大、损毁严重、载体特殊、抢救与保护成本高等因素，资金问题一直是阻碍文献遗产抢救和保护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借助申遗工作，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获得了政府财政前所未有的支持，为苏州丝绸档案的抢救和保护提供了持续的财力支持。伴随其申遗的脚步，苏州丝绸档案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加大，苏州市政府对该档案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强。苏州市财政自2015年起连续三年拨款合计1000万元，专门用于丝绸档案的征集、编研、鉴定等，又针对丝绸档案展览及相关会议宣传等拨款425万元，针对申遗工作专项拨款近80万元，截至2017年累计拨款1500万元。如此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对地方档案部门来说实属罕见，世界记忆工程在提高地方政府对档案工作的重视方面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3.7 推动地方档案人才的培养，提升广大基层工作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回首世界记忆工程进入中国的这些年，在文化自觉的视野下，档案部门逐渐从档案的接收者、保管者，转变为历史的书写者、文明的传承者和文化的展示者，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而亲身经历这些变化的档案工作者，在与有荣焉的同时，更是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10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10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文献遗产，142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文献遗产，这些数字的背后，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基层档案工作者的成长、壮大。世界记忆工程的国际理念，国际研讨会不同国籍、不同行业间专家们观点的碰撞，科研项目、编研成果对档案资源的保护和挖掘，档案部门与其他行业机构间频繁的交流互动……对每一个参与文献遗产申遗的地方档案工作者来说，申遗的过程，就是重新认识馆藏档案资源的过程，他们开始自觉地珍惜档案、保护档案，进而利用档案;就是重新开启视野的过程，他们开始自觉地放眼世界，融入国际交流互动;更是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他们开始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档案人所应担负起的，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责任!

　　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文献遗产，正是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世界记忆工程为当代文献遗产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和机制，在进入中国后，开启了中国文献遗产保护的新时代，更推动了中国地方档案事业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记忆工程的影响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文献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来，中国地方档案事业也必将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本文原刊：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第169-186页。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的记忆[M].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2、 王红敏.世界记忆工程概述[J].中国档案，2003(10).

　　3、 周耀林，黄灵波，王倩倩.“世界记忆工程”的发展现状及其推进策略[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2).

　　4、 王天泉.浅谈世界记忆工程的传播与推广[J].中国档案，2016(12).

　　5、 赵彦昌.基于世界记忆工程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1).

　　6、 周耀林，宁优.“世界记忆工程”背景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推进[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3).

　　7、 彭聚营，陈鑫，卜鉴民.宋锦样本档案开发工艺走上APEC舞台[J].中国档案，2015(1).

　　8、 陈平.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始末[J].公共外交季刊，2015(4).

　　9、 福建省档案局(福建侨批与申遗)课题组.福建《侨批档案》的申遗之路[J].中国档案，2013(8).

　　10、 周耀林，王倩倩.亚太地区世界记忆工程的现状与推进[J].档案与建设，2012(1).

　　11、 朱伶杰，陈智兵，袁晓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探析[J].兰台世界，2015(6).

　　12、 徐诺.档案工作中的跨界合作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3).

　　13、 杨太阳.世界记忆工程20年回顾与展望[N].中国档案报，2012-4-3(1).

　　14、 王健，许呈辰，史乐乐.世界记忆工程20年光辉历程[N].中国档案报，2012-9-14(3).

　　15、 李文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N].中国档案报，2016-5-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