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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发布日期：2017-08-11　　

档案记忆观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承

作者：徐拥军

　　集体记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尤其是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档案在建构集体记忆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呢?我国档案部门应该在保存和传承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做出什么贡献呢?近年来，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记忆观”理论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

　　集体记忆是一个国家、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根植于、传承于民族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纽带，是人们共同的生存基础和力量源泉。世界上优秀的、有生命力的民族都十分珍惜自己的集体记忆。而人类历史上还有许多民族，由于无法传承其集体记忆，最终因外族入侵、族群迁徙或社会变迁等而被灭亡或消失。可以说，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的遗传基因、文化血缘。是否拥有完整深刻的集体记忆，是判断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向心力的基本标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历史记录、尊重传统文化、珍惜集体记忆的民族。从西周的石室金匮、两汉的兰台东观、唐宋的史馆架阁到明清的皇史宬与内阁大库，从孔子删定六经、太史令修撰史记、司马光编纂通鉴到当下的清史修纂工程，从汉字书法、太极八卦、武术中医到京剧脸谱，从春节回家、元宵闹春、清明祭祖到中秋团圆，等等，全面构筑了一个宏伟、独特、悠久的中华民族记忆宫殿，使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文化血缘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使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时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中华民族面临着“集体失忆”的危险

　　集体记忆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精神动力。但是，在当下中国，我们却不得不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正在面临的被淡忘、模糊化，被歪曲、妖魔化的危险而深感忧虑。书店里、电视上充斥着黑白颠倒、是非不辨的“戏说”“演义”历史作品——我们遗忘了自己的记忆，我们就会丧失荣誉感、责任感、道德感。年轻男女嫌中国传统节日太土气，以过“洋节”为时尚;莘莘学子争相报考雅思、托福，却不吟诵经典的唐诗宋词——我们遗忘了自己的记忆，我们就会迷失自己的文化身份、精神归属。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4000余万册古籍，有三分之一损毁和自然老化严重;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42.2%的电子文件没有以任何方式留存——我们遗忘了自己的记忆，我们就会因为记录失存、历史失传而成为一种口头传说。

　　国家的存在是以群体记忆、共同历史的存在为基础的。今天，如果我们国人患上“集体健忘症”，淡忘或歪曲了共同的记忆，那么中华民族就会丧失民族之魂与国家身份，面临分裂与解体的危险。

　　档案记忆观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提供新思路

　　档案作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代代相传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共同宣言》)。早在1950年，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夏尔·布莱邦就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发言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在致辞中提到，“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则在主报告中指出，“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完成我国首部档案学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主题为“21世纪的社会记忆”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记忆”成为档案学界的一个高频词，档案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近年来，档案学者逐渐将有关档案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发展成为“档案记忆观”，即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视角认识档案性质与价值，设计档案工作内容与机制，定位档案工作者功能与角色。笔者认为，“档案记忆观”的内涵主要包括：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档案记忆观”在实践界也得到应用与推广。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旨在促进人类珍贵历史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与利用。199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牵头正式启动了“美国记忆”项目，将反映美国历史文化的各种档案、文献数字化并提供在线利用。目前，世界上许多档案馆和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在探索构建各种反映不同群体、社区的档案库或数字记忆项目等。

　　1995年，我国由国家档案局牵头成立“中国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加入“世界记忆工程”，并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2002年，青岛市档案局馆率先提出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拍摄、记录青岛市的著名历史遗存和重大活动，同时收集历史档案，进行网上展示。截止到2016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103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或城区开始实施“城市记忆工程”。2011年，浙江省档案局在“城市记忆工程”的基础上，又启动“乡村记忆工程”。随后，山东、山西、福建等地也开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这些记忆工程的实施，促进了珍贵档案文献的保护、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公民的根源感与身份感，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

　　“档案记忆观”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在技术、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当下中国，长久、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国内外各种“记忆工程”的开展，又为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因此，系统梳理、深入构建“档案记忆观”理论，全面掌握、深刻总结各种“记忆工程”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0日 总第3103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