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教育文章选载 >>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研究》序

本文来源：胡鸿杰的博客 发布日期：2017-11-30

《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研究》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响力无处不在的时代——国家领导人的一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将全世界人民联系在了一起，使大家觉得“世界很小，就是一个家庭”。当然，只要说到“共同体”就一定离不开“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在这个方面，科学共同体的经验对于希望“弯道超车”的人们颇有借鉴意义，邢变变博士的论著正是探讨中国档案科学共同体的代表作之一。

　　据邢变变博士考证，最早明确使用科学共同体概念的是英国的波兰尼，科学共同体概念成为科学社会学家普遍应用的概念则是在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后。在对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说明中，默顿和库恩的著作代表了这个领域研究和发展的主流，并建构了两个基本范式——默顿模式和库恩模式。相对于宏观社会环境，科学共同体强调自主性。相对于科学家个人，科学共同体重在交流。而邢变变博士的论著则是侧重从群体结构、运行机制、研究活动等三个方面对中国档案学共同体展开研究，并探索进一步拓展中国档案学的发展空间。

　　就在2017年10月28日“第四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上，我借助需要点评的文章三篇文章(《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艰辛与责任》《中国当代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基于范式理论当代发展的档案学范式研究评析》)[i] 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即第一篇文章优势的在于现状、第二篇文章优势在于问题、第三篇文章优势在于出路。也就是说，至少目前我还是这样认为，范式作为一种鉴别科学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状态的理论形态，无论其推导过程和应用前景如何，其基本界定还是在于科学共同体及其价值观。科学研究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这种“价值观和信仰”只能用其学术成就来展示和表达。而是否存在这种“身份认同”或者“信仰”则是中国档案学共同体存在的标志。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会给档案学理论带来“科学革命式的冲击”，是档案学进入“新范式”的重要变量。其实，新技术的问题只是一个环境问题，新技术的着力点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会带来档案管理工作的变化，但并不能动摇包括档案学在内的科学体系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一个学科会轻易地受到技术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学科是还不够成熟的。“不够成熟”就是没有其科学共同体，而一个没有属于共同体(信仰)的人就会轻易相信(信仰)任何事情。这就是学界许多乱象的根本原因。

　　有鉴于此，科学共同体对于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乃至完善非常重要。这个道理自然涵盖中国档案学科及其共同体。于是，研究中国档案学共同体就成为中国档案学的希望之路。也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ii] 毫无疑问，邢变变博士一定是走在探寻“中国档案科学共同体”道路上的人(之一)。在《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研究》出版的时候，作者已经成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的事业和追求，已经有了后来者。我衷心地祝福，有更多的“后来者”走在探寻“中国档案科学共同体”的道路上!

　　[i]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于2017年10月28~29日举办“第四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这里提到的文章作者依次是金波、周枫，连志英，王岑曦、吕文婷。

　　[ii] 鲁迅.故乡[M].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