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教育文章选载 >> 曹润芳：吴宝康先生对新中国文书学创建与发展的贡献

《吴宝康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文章选载

吴宝康先生对新中国文书学创建与发展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 曹润芳

　　一、新中国文书学的创建历程

　　新中国档案教育的奠基人吴宝康先生在发展档案教育的过程中，创建了 新中国文书学。1952 年 11 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创立，1955 年 4 月 成立了历史档案系，随即组建了中国国家机关史与文书处理学教研室，并在 我国高等院校中首次开设了文书处理学(后改称文书学)课程。1956 年 5 月， 吴宝康先生发表了《论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的论文，从此拉 开了新中国文书学创建的帷幕。

　　1954 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曾聘请苏联专家讲授“苏联机关文 书处理工作”与“苏联文书工作史”，翻译出版了苏联弗罗洛夫著《苏联机 关文书处理》与米加耶夫著《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以此作为学生学习的 教材。1955 年，历史档案系教师编写的第一本《文书处理学讲义》问世，虽 然其中占相当部分的内容仍是介绍苏联文书处理工作的历史与理论，但在绪 论中已明确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进我们国家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与创建中 国的文书处理学”。因此，在学习与借鉴苏联文书工作理论方法的同时，开 始加强对中国文书工作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理论研究。

　　1956 年“文书处理学”更名为“文书学”，出版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文 书学讲稿》。全书除绪论外共十二章，主要内容是全面阐述中国文件和文书 工作历史，文件和文件的结构，文书处理工作的组织和任务，文件的收受和 发出，文件的统计，文件的承办和监督，人民来信的处理，专门文件，文书 处理部门的立卷工作，保管单位的编目，文件材料的保管、利用以及移交等。虽时隔仅有一年，1956 年出版的《文书学讲稿》与 1955 年出版的《文书处理 学讲义》相比较，在内容上已开始全面转向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书工作 理论与技术方法的阐述，基本上实现了从“苏联化”向“中国化”的过渡。

　　1959 年，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改革与创新，再次出版了新的《文书学讲义》，在讲义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文书学研究的目的“一是为了总结和阐明组织文书 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不断地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保证机关工作的精确化，有 效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为了改进档案的源泉，为不 断地提高档案馆的工作和档案的质量创造条件;三是为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 历史学家在整理档案、利用档案以及从事科学研究时提供一些档案产生前的 情况，便于更好的进行工作。”为实现上述目的，《文书学讲义》的内容分 为“中国文书及文书工作史”“目前机关中的文书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两大 部分。

　　1960 年，历史档案系的文书学课程开始按历史时期讲授我国历代的文书 与文书工作，即首次在我国开设了“中国文书工作史”课程。

　　1961 年出版了潘嘉主编的《文书学讲义》(1981 年更名为《文书学纲 要》，1985 年 5 月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该书由绪论、三篇十四章构成。绪论和最后一篇阐述现代文书、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基本理论。 该书的编著出版，集中体现了我国这一时期文书学研究的成果，为学科进一 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了推动我国文书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曾于 1956 年 5 月 27日与 1962 年 6 月 5 日，先后两次召开以文书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 吴宝康先生发表了《论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的讲话，陈兆祦《关于我国现代一般公务文件各种稿本可靠程度的研究》、潘嘉《文书学的对象任务及与档案专业的关系》、刘正业《关于文书学的结构问题》等论文， 对这一时期文书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五六十年代的文书学理论研究，开启了中国文书学发展的新阶段。它从 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源，逐步扩展到全国，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当前，关于文件与文件管理的重要性已获国人共识：各地、各 单位有关公文写作、公文处理的规章制度、标准正在建立与健全;全国百余 所高校中的行政管理、秘书学、档案学、中文等专业将文书学列为主要专业课程;国家有关部门已将公文写作与公文处理列为公务员录用的必考项目;而文书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文件写作与处理技术等有关论著的出版如雨 后春笋;国外有关文件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法也正在引起中国广大学者的关 注与研究……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文书学及其分支学科正在更加广泛的 范围内继续向纵深发展。

　　二、吴宝康先生对新中国文书学创建与发展的影响

　　回顾新中国文书学创建的历程，重温创始人吴宝康先生对文书学理论与 实践的论述及其影响，对促进文书学今后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文书学创建之初，吴宝康先生即对文书学的创建依据、目的及其对象与任务诸多理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论述，从而为文书学的创建与发展 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论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在 我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书处理工作的实践活动中，已经积累了许多 经验，有待于加以总结，并提升为理论。”“国家机关的实际活动中所积累 的经验，是创建和发展文书处理学的丰富源泉”“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和研究，决不是为创建而创建，为研究而研究，在目前经济与文化建设高涨的情况下， 制定我国机关文书处理工作最合理最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的这一任务是有着特 别重大意义”“文书处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正确地阐明组织国家机关 文书处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保证国 家机关工作的精确化，提高工作效率，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些理 论观点为文书学的创建指明了方向，指导文书学在创建之初即紧密结合新中 国文书与文书工作蓬勃发展的客观实际，总结现实经验，探讨发展规律，在 调查研究与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及时地开设了文书学、历史文书、古文 书与文书工作史等课程，编写与出版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教材与专著，正确阐 释了我国文书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创建了第一部《中国文书工作史》，为促 进国家文件管理制度的进步、提高文件质量与文件处理效率、改善档案信息资源及其管理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8 年以后，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与各项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的 需要，文书学研究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深入丰富，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加强档案管理的角度，以文件处理与推广文书 处理部门立卷以及归档制度为主要内容逐步转向以提高国家机关管理水平而 加强对公文写作与处理的规范，对历代文书与文书工作史，机关通用文件与 文件处理，科技、法律、外交、财会等专门文件写作，办公自动化语境中的 文件信息系统、电子文件管理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和丰硕成果。

　　1980 年出版了松世勤主编的《文书学基础》。该书对原文书学教材的框 架做较大调整，率先以较大篇幅增加了“公务文书撰写”的内容，阐述了“指 示性与法规性文件”“请示与报告”“常用文告与会议文书”以及“计划、 合同与其他文种”的撰写方法。以此为基础，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 与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秘书档案专业教学的需要，又相继出版了《文书 学》《文书学基本知识》，作为行政管理与文秘人员学习的教材。与此同时， 陈兆祦发表了《加强文书学研究，为提高管理水平服务》《再论文件的意义》 等文章，对文件的概念作出新的定义，即“文件是组织或个人在社会的基本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创作的又构成该项活动的组成部分的记录材料”，从而提出“大文件概念”的理 论观点。他认为“文件是一个大的概念，不能只理解为红头文件”，“现在 需要建设和发展包括私人文件的真正的文件学，更需要发展包括一切文件种 类的文件学”。这一观点的提出，促进了“公文学”向“大文件学(含私人 文件)”的发展，也有利于加强对法定公文以外的其他各种文件，包括非法 定公文、私人文件以及各种门类、各种记录方式、各种制成材料的文件的研究， 促进文件学由主要为培养档案工作者而建立的档案管理学的基础学科，逐步 发展成为研究各种文件撰写、制作与管理，为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的应用学科。

　　1993 年，赵国俊、魏娜、谢明、王健等一批青年学者在对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地方政府以及基层企事业单位的文件与文件管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实际，编著了《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一书，对我国文件管理的规律进行了探讨，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文件工作控制的原理与方法”“文件运 转与传递过程控制” “文件数量、质量的控制”以及“文件工作的综合协调” 等，对促进现行文件工作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提出创新建议，将信息系统 的创新思维融入到文件处理过程中，这是文书学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王健依据现代办公环境下对文件与文件工作改革 的需要，在其主编的《文书学》与《电子时代机构核心信息资源管理—OA 环 境中的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战略》中，论述了电子文件的管理，并将信息技 术融入文件的制作、处理、归档管理等各流程之中，提出了 OA 环境中的文 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战略，使教材的内容更加突出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受到 读者的好评。

　　上述事例，有力地证明，吴宝康先生关于文书学的任务首要的是“必须 正确地阐明文书处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为保证国家机关工作的精确化，提 高工作效率，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论述是正确的，指引文书学研 究在植根并服务于社会实践之中获取到茁壮成长的生命力。

　　(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与重视对祖国历史遗产的传承是吴宝康先生成功创建新中国文书学的重要经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学习与借鉴苏联文书工作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同时， 吴宝康先生及时建立了文书学的教学研究机构，组织力量，立足中国国情结 合新中国文书工作的实际，加快了创建中国文书学的步伐。仅用一年的时间 使文书学教材实现向“中国化”过渡。事后他曾在《文件管理理论与文书学(文 件学)》一文中指出：“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外国的文件工作理论的问题…… 其实不一定是评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而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有中国特色的文 件管理理论熟视无睹，不盲目地崇拜和推广国外理论。”

　　关于传承中国历史遗产的问题，吴宝康先生在文书学创建伊始即指出， 文书处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历史辅助科目，它是一门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一般 与专门文件处理工作的科学科目。它是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形成的一般和专门文件以及文书工作的全部体系。文书处理学是由两个

　　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机关中的文书处理工作的发展历史， 另一部分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机关中文书处理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这两部分 就构成了文书处理学这门科学科目的研究对象与实质。基于上述认识，他在实践中一直非常注重对中国文书工作历史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从五十年代开 始，历史档案系曾先后收集与整理了原华北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的档案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选辑出 版了革命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文书工作和文书学研究的史料。

　　1958 年 2 月，为了借鉴旧中国的文书工作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成果，以内部印发的形式出版了 20 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书工作研 究的论著，其中有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徐望之的《公牍通论》、陈国琛的《文 书简化与管理》、周连宽的《公文处理法》以及甘乃光的《中国行政新论》等， 为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书工作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吴宝康先 生也强调“对待一切历史遗产应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取它的优美扬弃它的糟粕。”

　　在对中国历代文书与文书工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61 年出版了由 潘嘉主编的《文书学讲义》(以后更名为《中国文书工作史》)，按历史时 期论述了中国文书与文书工作发展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文书工 作史的论著，又是传承中国文书工作历史遗产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 文书学学科史的形成。此后，我系(院)又陆续开设了“历史文书”“清代 文书”“古文书讲授”等课程并出版了相关的教材与专著，对中国文书学的 创立发挥了奠基性、引领性的作用。

　　吴宝康先生一贯倡导与坚持的学习借鉴外国文书工作理论要与中国实际 密切结合、传承历史遗产要与现实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思想是正确的， 这在中国文书学的创建实践中得到了有力地验证。

　　(三 )根据文书学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主张并推行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模式。

　　他强调，文书学应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模式，即校内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课堂讲授与实验观摩密切结合;学校教 研人员与行业专家、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吴宝康先生在《论文书处理学的 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文书处理工作中不断获 得的经验，是我们经常丰富和发展文书处理学的主要源泉，加强文书处理学 的研究工作者和目前机关文书工作实际的密切联系是创建和发展文书处理学 的基本关键”。为践行上述观点，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仅举以下事例说明：

　　事例 1：1958 年，组织全系教职员工 37 人、学生 238 人，深入到北京与河北的机关、工厂、学校和档案馆等 88 个单位对基层的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业务调査与劳动锻炼，使师生在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的 提升上获得双丰收，也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好评。他们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写 出的 200 余篇论文和调査报告，充实与丰富了文书学教学的内容。

　　事例 2：为了使教学结合实际，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1952 年，在档案班成立之初，即在教学中增设了实验环节。1953 年建立了教学实验室，收集 与汇编了大量的实验材料，配合课堂讲授加强案例分析与模拟教学，在设定 的办公环境中对文件写作、文件处理的各道程序进行操作、演练与讨论分析， 用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与提高办文办事的能力。课堂讲授与实验观摩的密 切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1989 年由教师赵国俊、曹润芳、张才坤推 出的“文书学模拟教学法”曾获得北京市高教局授予的“优秀教学成果奖”。 事例 3：1994 年 3 月，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吴宝康先生为首的教授们组 建了“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研究所”(2003 年后改组为档案与文秘专 业委员会)，团结与组织校内外的档案与文秘方面的教授专家与业务工作者， 集思广益密切合作，共同为提升档案学与文书学的研究水平贡献力量。专业 委员会成立以来特聘研究员 200 余人，先后举办了 16 届学术年会与十余次学 术论坛，对档案学与文书学中的众多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举办了文档干部 培训班 21 期，培训学员 2000 余人次;编辑出版了《档案学文库》《档案管理精览》等学术资料，在档案学与文书学的研究与宣传上取得较好的成绩。

　　吴宝康先生推动以学术团体的组织形式，凝聚起业内的研究力量，相互协作， 共同提高，成为促进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

　　回溯中国文书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要学习吴宝康先生、潘嘉、松世勤等 前人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精神，传承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汲取他 们的研究成果，在新时期推动文书学的持续建设与发展：

　　一是加强中国文书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书学理论 体系。密切结合中国文件与文件工作的实际，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研究中 国文件与文件工作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提炼文书学科的理论原理、原则、技术、方法等，不断丰富完善文书学理论体系。

　　二是继续加强对中国文书工作史与古文书的研究。弘扬古文书的历史与 文化价值，传承文书工作的历史遗产，完成对《中国文书工作史》的修订与 再版。

　　三是加强对文件写作、文件处理、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以及科技、法律、 外交、财会、文化艺术等各领域中专门文件、私人文件的研究，以适应文书 多元化产生与发展的趋势。

　　四是加强中外文书与文书工作的比较研究，学习与借鉴外国的文书工作 中先进的理论与经验。

　　五是加强文书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的培养，提升其教学与研究能力，加强 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文书学的持续发展。

　　继承吴宝康先生关于文书学创建的优秀思想遗产，我们责无旁贷。我们 要承担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书学的责任，继续开拓文书学理论研究领域， 创新研究技术与方法，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动文书学的发展，使吴宝康先 生开创的文书学的科学事业永续辉煌，这将是我们对吴宝康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