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兴：档案学的守正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七十院庆（1952—2022）【七秩如歌 · 杏坛说】专题栏目登载了系列文章，介绍该院老教师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摸索和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和课程体系的事迹。其中有邓绍兴教授的简介及文章《档案学的守正创新》《档案学的继往开来》。现予转载（插图略）。

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老教师们，遵循“求真务实、洋为中用”的原则，摸索和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和课程体系。他们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们坚持守正创新，开枝散叶。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创业的奋斗者。恰逢院庆，学院启动专题栏目"杏坛说"，收集整理离退休教师口述史、学科发展史，全面梳理70年的发展历程。

邓绍兴，男，1931年出生，四川苍溪人，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并留校任教，历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档案分类法副主编、中国文献标准化委员会著录分会委员。1985年担任中央电大《档案管理学》课程主讲教师。先后出版著作25部、报刊文章200多篇，参加起草国家标准，代表作有《档案管理学》《把档案馆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人事档案学》《档案分类》《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等。

我1931年出生，五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千家诗等，虽年幼无法理解其中含义，但也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古文和历史钟爱的种子。上大学之后，我对这些经典内容融会贯通，感到幼时教育让我终身受益。1941年8月，我考入四川省苍溪县三川乡高级小学，学制两年。1943年9月考入苍溪县立初中。1946年8月考入南充成达高中，1949年8月高中毕业。由于川北地区到1949年12月底才正式解放，我毕业后至1950年2月正式参加工作。1956年7月，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60年毕业留校。大学学习期间，我非常尊崇郑昌淦和韦庆远老师，这两位老师与戴逸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其中，郑昌淦老师是宋史和明清史专家，教授中国通史课，课上引经据典、语言生动活泼，令学生感到听课是一种享受，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韦庆远老师是历史档案和明清史专家，治学严谨、学有所成、提携后辈，曾经帮助审阅我所著《人事档案学》中“人事档案简史”部分十余万字书稿，在学术研究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

1960年毕业留校工作近40年中，我先后在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档案馆，数以百计的地、县档案馆和数以千计的机关档案室进行课题调研和试点工作，虚心向档案馆工作人员请教学习。我始终认为，档案学科的实践性强，教学与科研若脱离实践则一事无成。因此，我拒绝只泡图书馆、资料室的独坐书斋、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而是笃信实践，倡导要与档案行政部门和档案馆室密切合作、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并从中吸收营养、提炼深化、逐步上升到理论高度，最终充实到教材和科研著作中。由于早年间学校科研经费有限，我充分利用外出讲学、参加会议和业务课题研究的机会，寻找间隙时间到各地档案馆做调查研究，在日积月累充分收集素材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反复思考、融会贯通、日以继夜、勤于笔耕、不敢懈怠。

我这一生，不言聪敏、但行勤勉、从未懈怠。我先后出版著作25部，其中独著4部共计125.2万字、主编4部共计110万字、合著17部共计590万字，总计825万字，我亲自执笔约350万字。我在期刊报纸上发表文章200余篇，共计100余万字，皆亲自执笔。从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到1997年正式退休，我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著作、发表10余篇论文。退休后我仍然坚持不懈，直至2010年才最终搁笔。

上世纪50、60年代，档案专业处于初创时期，白手起家、百废待兴。档案系第一代教师艰辛备尝、刻苦钻研，编写出各门课程的油印与铅印教材。我在大学时期使用的教材都是铅印的、苏联教材翻译而来的，包括《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文献编纂学》等。陈兆祦1962年主编的《档案管理学》早期主要用于内部交流，直至197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才面向全国发行。这部《档案管理学》共16.7万字，内容集中、结构合理，为档案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1960年留校工作后，有幸成为档案系第二代教师，在继承前辈衣钵的基础上，肩负起教材建设的重任。1985年，我担任中央电大《档案管理学》课程主讲教师，当时中央电大档案专业全国招收1万余人，为满足中央电大教学需求，我与陈智为合著的《新编档案管理学》于1986年5月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30万册。1989年我与和宝荣、1996年我与陈智为、2008年我与陈智为和刘越男，先后合作主编新版《档案管理学》，并主编主笔《档案管理学教学大纲》，都以统编教材形式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和高教出版社出版。

（1）明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1989年1月，我与和宝荣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在绪论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我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档案事业的特点与档案管理学的特点，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和借鉴国外档案学的理论方法，力求使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步提高。”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编写《档案管理学》的指导思想。

（2）充分认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服务在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我始终认为，研究档案管理学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上，管理只是方法不是目的。1989年，我与和宝荣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中指出，“档案工作的目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6年我与陈智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导论中指出“开发档案信息，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价值，不仅是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而且应该成为推动档案管理工作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2008年，我与陈智为和刘越男合作的《档案管理学》中指出：“档案信息资源开放是实现档案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档案事业的需要，能使档案工作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这样一个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在《把档案馆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文章中论述过，当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后来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其中《试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制约因素与我们的对策》这篇文章在1996年12月入选《中国“八五”科技成果选》（1997年卷），作为我国优秀改革理论成果公开发表。

（3）开放吸收相关学科成果。发展档案学不能闭门造车，应该扩大视野，从情报、图书、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吸收营养并加以提炼深化，充实到教材与科研成果中。我们过去老的教材里边就是讲档案管理6个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后来我在《新编档案管理学》、统编教材《档案管理学》（一、二、三版）及教学大纲中都增加了档案检索这一环节，并加入《中国档案分类法》《中国档案主题词表》、档案著录、标引、检索工具、目录中心、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数字化等新概念、新思想、新内容，确保档案学科与时俱进。

（4）合理调整体系结构。《档案管理学》教材结构长期囿于6个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后来又发展成8环节，增加了检索、编研。我在第三版教材中将体系调整为：绪论；第一编：档案实体管理，解决着重讲档案的管理方法；第二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第三编：专门档案管理；第四编：档案信息化。我认为这对于教材结构调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5）完整涵盖各门类档案管理。档案学的教材曾经长期忽视国家各种专门类别档案的管理，旧版《档案管理学》集中在文书档案管理，这是不够的。我编写的新版《档案管理学》涵盖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专门档案，包括人事档案、会计档案、声像档案、电子档案的管理，均辟专章予以论述。

我国的人事档案主要包括干部档案、工人档案、军人档案、学生档案等类型，数量大体上是1-2亿卷，全国从事人事档案的管理人员、专职和兼职人员大概有上万人，但是长期无人进行系统研究，档案学教育也缺少这方面的课程，因此我决心填补这一空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就在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干部档案处和中国第一、二历史档案馆，辽宁、吉林、山西、甘肃、四川、江西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和数以百计的人事档案室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材料，在校内外讲授人事档案课程和专题。当时，档案学院举办了一个中组部干部专修科，为期两年，在这个专修科中人事档案管理成为主课。在这门课的基础上，我浓缩提炼、深化系统，撰写出一部人事档案管理专著《人事档案学》，共计34万字，199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3万余册。我的老师、历史学家韦庆远教授曾在《档案学研究》上作文予以高度评价。但我并未止步，而是将此书作为起点，继续深入研究、充实内容，并于2008年撰写了《人事档案教程》，共5编29章91节68万余字，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事档案教程》的第一编是“中国人事档案简史”，实际上也是我国第一部人事档案史，此前档案界无人涉足这个领域，我为此付出不懈努力，皓首穷经，从浩瀚的历史典籍和数以万卷的历史档案中广为翻阅，仔细挑选，逐渐积累，坚持旁征博引，溯其渊源，叙其原委，评其优劣，力争做到演变有序，条理清晰，并将各个时期的人事档案工作纳入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总体上加以分析批判继承，给人以历史反思，使人们从人事档案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中，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继承和汲取历史文化财富，为人事档案事业管理的和未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这编简史，填补了档案学研究的空白，也是建立中国人事档案史的有益尝试。在这本教程中，对于人事档案内容的丰富、人事档案信息化、人事档案管理等，我都提出了系统意见，这些研究是将点滴史料与素材系统化整理的结果，我将其供与后人参考评判！

除人事档案管理外，我近40年的教学生涯，先后为人大研究生、本专科生、函授本专科生、中央电大专科生以及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的培训班学员，教授《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文书学》《人事档案学》《专门档案管理》《档案检索》《档案著录》《档案标引》《中国档案分类法》《档案工作标准化与现代化》等课程和专题。粗略统计，受众中本科生、专科生千余人，函授本、专科生数千人，电大专科生万余人，各种培训班学员十余万人，学子遍布神州大地的档案部门和其他专业，他们为新中国档案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勤奋耕耘。

档案标准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是档案工作实现科学管理的必要条件。1982年，我有幸参加档案标准化工作，担任中国文献标准化委员会著录分会委员，主笔起草档案工作第一个国家标准《档案著录规则》。这部标准是在调查研究与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八易其稿最终完成的，于1984年由国家标准出版社发行，获部级科学进步奖二等奖。为宣贯标准，我还撰写了《档案著录规则讲话》，并于1985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

此外，我自1983年参加起草《中国档案分类法》（简本），1986年被聘为《中国档案分类法》副主编并完成第一版，1989年编制第二版，1995年通过专家审定最终发行。《中国档案分类法》是在档案工作标准化、现代化背景下，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广泛地、大量地、迅速地利用档案的需要而编制的一部对全国全部档案信息进行分类的工具书。全书共计200多万字，共有近千人参加，历时13年完成。我在其中担任副主编和综合编审组成员，主笔起草了国家标准《档案分类标准规则》，参与起草了《中国档案分类法编制规范》《编制中国档案分类法若干技术规定》等，共完成53个专业档案分类表和三个历史档案分类表《清代档案分类表》《民国档案分类表》《新民主主义档案分类表》的起草、审查和修订，以及《中国档案分类法》第一、二版出版的审核与校订。十三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句斟字酌、反复推敲、积极宣传和贯彻，我为档案标准化工作贡献了微薄之力。

《慎子·内篇》说：“庙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治乱安危,存之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档案学科发展至今，是积少成多、合众力而成一事的结果。1978年人大复校后，档案学院教师队伍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即1959、1960、1961届本科毕业留校工作的人员，包括1959届的和宝荣、196060届的王传宇、李鸿健、曹喜琛和我本人，1961届的陈智为等，这一群体基本功扎实、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为当时的档案学师资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也抓住了复校这个机遇，只争朝夕、厉兵秣马、集腋成裘，在教材建设与学科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将这一时期档案学的繁荣和昌盛总结为“充实、发展、提高”6个字，具体表现在6个方面。

（1）出版了一批较高质量的教材。上世纪80-90年代，由和宝荣、邓绍兴、陈智为教授先后主编的《档案管理学》，王传宇教授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李鸿健教授主编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曹喜琛教授主编的《文献编纂学》等一批教材，内容详实、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将档案学科的理论性、科学性、逻辑性和实践性大幅提高。

（2）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上述所说的这批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总结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档案学理论与档案管理方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专门学科内容和与之相适应的学科体系，既走出了苏联档案学的阴影，又防止了对西方档案学的生搬硬套。我们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要中国化，理论研究、科学研究也都要中国化，档案学科体系建设也要中国化。

（3）吸收相关学科成果。发展档案学不能够抱残守缺、闭门造车，需要吸收相关学科成果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和新技术。上述这批教材，就充分吸收了信息科学、情报学、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成果，为档案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适应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4）获得主管部门的指导与认可。档案学的很多教材是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纳入全国统编教材、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供全国使用的。例如，由我主编的《档案管理学教学大纲》是由国家教委高教司主持专门会议，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和教师意见的基础上，经专家审定，以国家教委高教司名义，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

（5）确立了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在全国档案高等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成系列出版了高质量教材，不仅供人大本校使用，也供全国各高等院校档案专业使用，在当时只此一家，这种一枝独秀的地位在当时的档案学领域是无法撼动的。学院由上世纪50年代至今，由档案专修班、专修科、本科、研究生班、硕士点、博士点，发展成综合性的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经历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逐步发展过程，构建起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教学与科研队伍，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档案专业人才,他们都是新中国档案工作队伍的中坚力量。

（6）获得全国档案部门与档案工作者的点赞。当时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都以我们的教材为档案工作者的必读书目，全国档案部门的干部培训都在讲授上述教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发行量之大、传播面之广、影响力之深都是不可低估的，在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之中也广受好评。我认为在当时来讲，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完整的档案学教材体系，我们在当时就处于世界的前沿。

学院前辈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吴宝康主任对发展档案教育和档案学研究的坚毅、执著与献身精神令人钦佩。创建档案专业与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吴老艰辛备尝、百折不回、义无反顾、果毅前行。人大复校后，吴老艰辛找回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档案专业教师，回校发展档案学，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发展运筹帷幄、殚精竭虑、奋斗终身。韦庆远老师，治学严谨，学术成果丰硕，体恤后辈。早在1956年，他对《中国档案史》的研究已颇有成就，讲课提纲发表在《档案工作》杂志上，体系结构已趋于完整，为《中国档案史》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他主编的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以及发表的相关论著，在史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学问在档案学院应该居于首席。冯乐耘老师一生研究档案保管与保护技术，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创建与发展可圈可点。韩玉梅、黄坤坊老师把外国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经验传播到中国，创建《世界档案史》，他们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

人生如梦，弹指挥间，我已度过90个春秋。我是一名普通教员，一生秉承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不卑不亢、平淡宁静，我一生授过多少课、著过多少书、写过多少文章、获过多少奖项，从未向外人道。今日倾心而述，是希望对年轻一代教师有所嘱咐。

首先，要敬业勤奋。为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的一生就是教书、爬格子，以舌耕弄笔为业，虽平淡无奇但神圣值得尊敬。中国人的传统向来是尊天地君亲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教师最好的比喻。我认为入了这一行，就要把毕生贡献给它。韩愈曾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但教师这个职业是永恒的。做教师，就一定要有献身精神，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向他们传授知识，千万不要误人子弟。我一生笃行勤奋，勤奋才能创造一切。谚语云：“求知无捷径，苦钻近高峰。”一个人花上十年、二十年去努力做事，就会得到认可。我在1991年晋升教授时，评审全票通过，1993年学院又主动为我申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批准，这对我都是一种鼓励，让我更坚信做教师就要勤奋，勤奋是能获得肯定的。

其次，要勇于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深入实际，到档案行政部门与档案馆室工作中去，要向档案工作者学习，从实际工作中吸取营养、增长见识、积累资料、融会贯通，继而充实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一生跑遍了3个中央级档案馆，30个省、市、自治区档案馆，数以百计的地、县、市档案馆，数以千计的机关档案室，收获良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我党传统的工作法宝，对于档案学的教学与科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再者，要善于沟通。我一直很重视与档案部门的沟通。我最初毛遂自荐到档案部门去帮助他们管理档案，写标题、做鉴定，逐步得到实际单位的认可，后来渐渐参与到档案部门的许多业务课题中，就有了更多的研究机会与渠道。作为年轻教师到档案部门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有备而去，多参与实践工作，善于和别人合作，共享成果，共同解决实际问题。

我对学院充满着美好的回忆，第一代档案学教师的那种创业精神令我感动，也值得当代青年人学习。我们作为档案专业的第二代教师，做到了继承他们的衣钵、不辱使命，完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事。我相信新的年轻一辈的档案学教师更会大有作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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