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浅识

转载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七十院庆（1952—2022）【七秩如歌 · 杏坛说】专题栏目登载了系列文章，介绍该院老教师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摸索和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和课程体系的事迹。其中有韩宝华教授的简介及文章《档案文献编纂学浅识》。现予转载（插图略）。

【七秩如歌·杏坛说】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浅识

原创迎来七十院庆的 RUC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发布时间：202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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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老教师们，遵循“求真务实、洋为中用”的原则，摸索和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和课程体系。他们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们坚持守正创新，开枝散叶。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创业的奋斗者。恰逢院庆，学院启动专题栏目"杏坛说"，收集整理离退休教师口述史、学科发展史，全面梳理70年的发展历程。

人物介绍

韩宝华，男，1940年10月出生，天津人，中共党员，教授。1959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63年7月毕业后留校在文献编纂学教研室任教，2001年退休。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党总支书记，《档案学通讯》总编，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分会委员、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档案学卷档案文献编纂分支主编。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档案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多项教学、科研奖励。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在档案文献编纂学命名、参考资料编辑、教材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奠基性与开拓性贡献。

●档案专业开创者的精神

这次院庆七十周年口述史搞得比较隆重，但我觉得搞得有点晚了。如果55周年和60周年的时候就开始搞，那是一笔多么宝贵的遗产、宝贵的财富啊！原始记载是“文”，贤人口述是“献”。现在，我们院大多数早期贤人都过世了，多想请出吴宝康、韦庆远、张我德、胡让、刘凤志、吕殿楼、陈兆祦、和宝荣、李鸿健、赵践、董俭、刘光祿、赵惠丰、沈永年、黄坤坊、马欣、丁永奎、李凤英、冯明、于彤、刘正业、迟华、梅岱等等前辈给我们讲讲当年的情况，谈谈学科的创建过程啊！可惜，不可能了。现在到70周年，文革前的老师健在的不到十位了。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相信80周年、90周年，100周年时，院史资料一定是完备、丰富、精彩的。很多老师为咱们系的开创作出重大贡献，为学科建设默默奉献，从找资料、搞调查、译外文、编教材、办刊物，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不计报酬，不图名利，很多学科的开创者，到最后连个正职都没评上，像陈兆祦老师，最后还是通过编审系列成为正职。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有些不利于人才成长的地方，但老师们不顾这些，立足扎扎实实为学科干实事，刻苦钻研几十年。系里课程连名称都要自己命名，资料积累从零开始，基本框架自己搭建，这是和社会上大多数课程不一样的。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堆里找出资料、挑选资料、编印资料是老师的基本功。文书学从编文书学参考资料开始，档案史从编档案史参考资料开始，各门学科都是如此。那时候也不讲稿费，也不讲出版，只要出版社按内部用书印出就行，甚至油印、打印也行。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一年两年，一弄就是好长时间，打这个基础相当不容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深切认识到，档案工作是社会需要的一项事业，自己的工作是在为这个事业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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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四年本科

1957年、1958年，那个时候学生的学习还是受到些影响，到我们1959级本科开始恢复教学秩序，强调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劳动较多，每学期差不多都有，但是不耽误学习，教学、实验、实习、论文，都按教学计划执行。1959级、1960级受到比较正规的四年科班教育，算是幸运的。四年课程比较多，因为是历史档案系，除全面系统的档案专业课，历史系的历史课程在档案系全上，师资、教材、课时是一样的。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世界史都有，还有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中国国家机关史等。古代汉语、文字学也是必修课。有了这个基础，同学毕业后能胜任档案馆、局及重要部门档案室的工作。

四年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困难重重的。一入学我们就收到红色参与证，到天安门广场举花组成国徽与1949-1959，作为五万多人的一份子，站到共和国中央，站在国旗杆旁，欢庆十年大典。毕业前几天，又收到红色入场券，到人民大会堂聆听敬爱的周总理为三万多大学大专毕业生做毕业动员报告。总理报告近三小时，谆谆教导终生不忘。报告结束，65岁的总理不辞辛苦到各分会场与所有听会学生见面。我们在宴会厅，当总理离我一米挥手走过时激动之情刻骨铭心。服从国家分配，到西藏到新疆到东北到西南到基层到家乡就是毕业时对祖国的誓言。四年开始时，我们生活安逸，一月十元多点就吃得很好。围着钟楼跑圈，花园里早自习，小礼堂舞会，什刹海游泳滑冰，北海划船，景山嬉雪，颐和园观鱼，长城远眺，年青的我们尽享祖国的温暖柔情。但四年中我们是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度过的。我们经历了考验，我们通过了考验。无论吃粮限量，无论票证种种，老师关心学生，同学相互帮助。粮食少，食堂用双蒸法做米饭，师傅少同学就去帮厨。停电多，晚饭后就夹着书本徒步二里多到国子监首都图书馆阅览室蹭灯光，回到铁一号已近十点。

我们届毕业时93人，这半年多建了京学堂群编纪念册，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联系，现有25人入群，有近十人能有电话号，好多失去联系了，明确去世的38人，实际去世的估计应达一半，我等是幸存者，幸存者中能玩智能手机者更是幸存者中的幸运儿，四分之一。陶醉在六十多年的回忆和友谊之中，真觉得还年轻呢。有几位九十左右的在京学堂里可活跃了，不时传照片，聊往事，不亦乐乎！纪念册A4铜版纸可能近200页，争取院庆前印出。

韩宝华与吴宝康先生合影照片（略）

●档案文献编纂学发展

我实习在江苏省档案馆，参加的同学大部分是二班的，有几个一班的，李毅老师带队指导，整理苏南区党委及苏北行政公署两个全宗。李老师好多事叫我干，写个序言，写个编辑说明什么的，她对我可能有点印象。毕业时我先分到东北档案馆，一共是十几个人，团的组织关系在一个单子上。快动身走了，系里刘正业副主任叫我去，说系里从学校要了两个留校名额，陈錫章到档案管理学教研室，我到文献编纂学教研室。一留校就安排9月开学给1960级上实验课，暑假我就把实验材料中的生字、生词在卡片上一一做出解释备用。

教研室里共五位老师，李毅、赵践是领导，都是初期研究生班毕业后任教创课的。李毅老师是上海人，性格直快，1958年最早在杂志上介绍文献编纂学，使社会上知道还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两位老师1952年是听苏联专家《苏联文献公布学》课，韩玉梅当翻译。要把苏联的课改为适合中国的课不是易事。在给1955级本科上课前，两位老师整出个文献编纂学油印教材。把苏联两字及苏联公布史去掉，把公布改为编纂，这是学科中国化建设的第一步。赵践老师天津人，看古书特别多，但是他不愿意发表东西，出书也不愿意出，特别慎重。赵践老师对编纂学的贡献，就是编纂这两个字，根据他的学识，把公布改成编纂是功莫大焉的。公布是行政行为，内涵简单，编纂是学术行为，内涵复杂。国外是权力授权公布，公布前比公布复杂，公布是权力问题，行政的问题，公布前整个的一大套准备工作是学术问题，研究的问题。中国少公布事项但有丰富的编纂传统，中国文字特质及文化传统对文献更适合以编纂处之而非简单的公布处之。赵践老师对编纂沒做更深入的阐释，需要我们继续好好研究。文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韩美林近年编的《天书》把中国古人留下的尚未识读的文字、符号集成五大编，每个都很美的，但现在能破译很难。从字到文，先有字，而文的组合，词、句、文、章、篇、卷、册、典都是文化基因的各层次全息表征。典籍是文化积累的最高层级，而典籍是历经编纂方能形成的。编纂可分文献编纂、史籍编纂、工具书编纂，典籍是文献编纂的重要的典型的成果形式。

文献编纂学在文化大革命前虽多年教学，后来也内部铅印了教材，打印了参考资料，但始终未正式公开出版。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历史档案系改为档案系，文献编纂学课程原名恢复，人大出版社出版了校内用书教材，编纂工作环节增加了出版。不久党中央做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适应社会急需，丁永奎、曹喜琛出版了《档案史料编纂概要》。这是这门课的内容首次通过社会上的出版社见诸大众。将“档案”引入到学科名称，专指性增强了，但去掉文献加上“史料”又使领域变得太窄了。我为甘肃省档案干部培训班上课，1981年7月写了《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首次提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名称，并对“档案文献”“编纂”等术语的内涵外延初步予以解释。赵践老师遂主持教研窒编写新的校内用教材《档案文献编纂学讲义》，仍不同意正式出版。后来电大教材、电大参考资料、人大版高校文科教材等都沿用此学科名称。通过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分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各版档案学卷列入档案文献编纂分支，中国档案文献辞典等权威性背书，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课程和学科名称得以确立，前后也近20年。在档案文献编纂学提出来以后，吴宝康比较重视，他在写的一本书里面提到，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专业。我觉得要按吴宝康那个思路，档案文献编纂学绝不是一个教研室的问题，应该是学院里面的一个分支。编纂学确实能够包括诸多学问，这些在一门光讲操作技能、操作程序的课是管不下来的，而这些东西正是社会需要的，而且应该说是长远需要的。明清档案在，编纂任务将来还要补充，还要完善，还要提高，还要换新的形式，还需要这方面人才。民国档案在，将来统一以后，整个民国档案好多事得干了，还需要人才。建国后的档案，很快建国100年了，起码提前15年就要提上日程。这些编纂大师从哪里培养？学院应早些与国家档案局探讨这些问题，与中央文献研究院、各大档案馆、相关院系谋划合作培养人才的问题。学院可在几年后的博士生中率先培养能讲明清档案文献编纂的学生，能讲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学生，能讲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档案文献编纂的学生，能讲科技档案文献编纂的学生，能讲国外档案文献编纂简史、重大成果与中国关系的学生等等。先到有关院系开选修课，再到有关档案馆去学术交流。先声夺人，扩大队伍，积累硬件软件，为设立专业创造条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初步成型，含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简史、基本理论、基本工作环节三大模块。到上世纪末，我提出一次、二次、三次档案文献编纂问题，极大的扩展了档案文献编纂内涵和外延，丰富了成果的体例和形式，辩证了档案信息状态与档案文献信息状态的转化机理。2014年又接受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第三版档案文献编纂分支主编之责任，在设计条目及写作中对编纂体例、出版形式的系统化方面有不少新突破。大百科三版作为庆祝建党百年文化工程按时上线出版。面对新技术革命，编纂加工新方式也开始提上日程。

在七十周年院庆之际，我们不能忘了吴宝康把档案作为事业的初心，不考虑多少人看不起材料工作，不考虑上面还没有主管单位，不考虑身边只有几个尚不懂档案的教员，拿出魄力把事业做起来！着眼百年事业，关键是人，是选好苗子，好好培养。年青人潜力大的很，三十多岁的一批档案学专家、图书馆学专家、情报学专家就是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希望！档案文献编纂成果集档案信息之精华，展图书资源之善本，汇情报管理之大成，是民族文化瑰宝，善待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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